（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净土文化研究中心温金玉）

清晨，净土祖庭东林寺的护法居士传来消息，在观音诞的夜里，传印长老安详示寂。我随即在金声玉振微信公众号上写下了这样的缅怀：一个远离红尘喧闹的长者，一个培育无数学子的导师，一个以笔墨弘法的净业行人，已悄然离去。

在佛教界，常亲近最多的要算是山西净土祖庭玄中寺的根通长老与当时还未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传印长老。与传老的初识，依稀记得是在1994年一次禅宗会议上，大会晚间安排了座谈，并请著名的学者与长老题字，当时我小心翼翼地恭请传老赐字，生怕被拒，老人可能看出我的紧张与不安，慈悲地问我要写什么内容，我说写心月孤圆就好，传老微笑着边写边说：想不到你还是个修禅的。2000年3月北京广化寺要举办怡学法师升座法会，我当时还在山西工作，就随根通长老早到了一些日子，整个法会的文字资料基本由我一人撰写，从领导讲稿、升座法语到答谢辞，虽然很辛苦，但也让我熟悉了整个升座法会的流程。14日法会举行，传老作为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为怡学法师送座。2000年4月根通长老荣膺净土古刹玄中寺方丈的升座法会也要举办，同样的任务，同样的流程，我又演习了一遍文字工作。4月9日，法会举行，传老作为净土祖庭东林寺方丈为根通长老送座。这两次较大规模的升座活动，我都写了报道在《法音》杂志刊出。有了两次较长时段的接触，与传老的接触就自然亲近了许多。

2001年4月我调入北京工作，因有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体会，就与怡学法师、胡雪峰住持等商议，可否成立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这个动议得到黄心川、方立天、黄夏年诸先生的认可，特别是得到时任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的传老的支持与肯定，我们就开始写方案，打报告，跑手续，最后得到市相关主管部门与社团管理处的批复，于2002年6月9日举行了研究所成立庆典，当时学界有黄心川、方立天、楼宇烈、王尧、金维诺、巫白慧诸位著名学者到场，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刘炳森先生亦到场祝贺，启功先生还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传老欣然同意担任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在庆典上还聘请在京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数十名佛学学者担任研究所研究员与导师。也是感恩有了这一因缘，与传老的接触就多了起来。当时研究所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合作，举办首届佛学研究生课程班，主体学员以北京佛教协会下属各大寺院的法师组成，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有70余名，大家信心满满，刻苦勤奋，圆满完成了两年的学业。在读期间，人民大学多位教授参与了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所列课程讲授。同时，研究所借助北京良好的师资储备与学员潜能，开设了居士培训与佛学系列讲座，曾多次邀请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张驭寰多位教授来开设专题讲座。在开学、中期学习、结业等多个环节上，传老都是每请必到，并发表讲话，勉励大家珍惜因缘，精进读书，成就自己，广利大众。每年元旦前后，也会与怡学法师一起或至法源寺传老住处，或请长老来广化寺，汇报研究所一年的工作总结与来年的计划。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任务其实很重，但我还是每周有两三天在研究所活动。

自来北京工作后，我就参与了北京佛教协会的文化工作，如讲经交流会、教职人员培训，居士培训等，一直担任北京市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常常参加佛教的各类会议，这样与传老的接触就很多。那时我也担任中国佛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着两名法师，一名学净土、一名学戒律制度，本来这都是传老的研究与教学领域，但老人忙不过来，我算是给长老当了真正意义上的助教。特别有因缘的是，后来传老去东林寺后，不住在北京，他老人家在中国佛学院指导的一名博士生，最后答辩时还列在我的指导名下，想想既是惭愧，也感恩这样不可思议的因缘。

想到传老，就会想到老人曾赐给我的几幅字，在首届佛学研究生课程班结业典礼后，大家情绪都很高涨，记得傅铁山主教还专门来调研研究所与研究生班的具体情况，我还将两年的工作作过详细汇报。那时有人就向传老求字，我已拥有老人的墨宝，真不敢有这样的奢望，想不到老人问，你想要写什么字？我脱口而出法住法位，老人直说好，这样过了几天，性然法师就寄给我这幅大字。还有就是我搬了新居，终于有了近40平方米的独立书房，作为一个读书人，非常欣喜。一次参加佛协活动时，几位熟悉的法师就向我祝贺乔迁之喜，传老听了也很高兴。我乘机说：您要赐我一幅字，挂在新房里。我的名字中有玉字，家人的名字中有梅字，传老就给我写了玉在山而草木润。当然对于长老的书法从不敢贪求，记得一次去佛学院，到长老房间后，看到刚刚写就的彻悟大师的净土诗偈。长老说，你可以拿几张与人结缘。心里真想拿，但觉得老人应酬太多了，求字的人排着队，就坚定地说：不拿了，您结缘吧。虽然字没有拿，但心里非常温暖。还有一次会议期间，传老说，您想要什么字，我给你写。我是真不敢打扰老人，就说我已有好几幅了。

除了北京佛教工作的接触，还有慧远大师的因缘，让我有多次亲近长老的机会。首先，山西代县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著名的雁门关，有杨家将血染的战场，更有佛法的滋润，巍巍的阿育王塔，慧远大师演教的白人岩。一个偶然的机会，原籍代县、后在北京发展的一位善士，来我的办公室求助，说离他村庄很近的山上，有一座古寺院，经政府批复可以恢复，我通过县志文献等梳理，得知此处就是慧远大师的说法之地，遗址上尚存有慧远洞、说法台、试心石等，还有多处摩崖石刻，历代古碑还存有11通。此处离慧远大师的故里楼烦胜井院非常近，可以肯定慧远大师从354年出家至365年南下，至少有10年的时间在北方协助道安弘法，这里一定有过祖师的弘法踪影。目前现存碑文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当然这是明清之际的碑刻。恢复中的寺院除殿堂与佛像外，还设计了慧远祖师塔。

2005年9月9日（农历八月初六），是慧远大师的圆寂日。为纪念大师对中国佛教作出的不朽贡献，经山西省宗教事务局批准，山西省佛教协会和山西代县白人岩寺拟在代县白人岩寺举办远公塔落成庆典暨慧远大师与净土文化座谈会。我邀请了在京的30多位学者出席，其中有楼宇烈、杨曾文等前辈学者，方立天先生因在境外讲学未能到会，后来专门邀请来指导，日本著名学者木村清孝也来指导过。法师方面，邀请了山西省佛教协会根通长老、北京市佛教协会怡学法师、东林寺大安法师等率数十位法师举办庆典。政府方面有山西省宗教局领导与市、县各级领导出席。大家非常期待传老能莅临，这个邀请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我去法源寺向传老汇报了此次活动的具体事项，长老非常赞同，但表示无法参加活动，因为9月8日佛学院开学典礼，他作为佛学院领导，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席，说以后可以专门去参访，现在时间上有冲突。我感觉作为慧远祖师驻锡三十年东林寺的现任方丈，如果传老不能去远公塔落成庆典的现场，那真是无法弥补的历史缺憾，当时我竟不由自主就向长老跪下，请求长老一定成行。以往与传老接触从未有过这样的礼节。传老一下就站了起来，扶着我说：这本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你作为一个老师都这样上心，我答应你，明天去。结果是9月8日上午举行开学典礼，长老从讲台上下来，直接坐上车，与佛学院向学法师一行直奔山西，路途奔波数小时之久，至今思来都令人感动。如果换成今天的我，一定不会这样为难长老。第二天，阳光灿烂，佛乐声声，在远公塔前，传老、根通长老、大安法师、怡学法师为祖师塔的落成庆典共同主法，这是本地数十年来最为隆重殊胜的法会。我自己一生参加过多次法会，这一次流泪了。因为从山脚上半山腰的寺院还有很长的路，从寺院到远公塔还有一段陡直的坡，两位长老硬是拄着杖，咬着牙爬上了坡。后来我又协调北京廓妙法师来到白人岩住持，从此晨钟暮鼓又在山谷间回旋，古寺重光，法音宣流，信者有归。这一切都感恩慧远祖师的感召、传老的慈悲成就。

除了慧远大师的白人岩，就是庐山东林寺的因缘。前些年，东林寺的重要活动，我都会去参加，如2004年9月18日，东林寺与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一起合作召开了纪念慧远大师诞辰16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专家学者100多人相聚庐山，会务主要由我来协办，后来论文结集出版，书名就是由传老题写的。也是有了这样的因缘，后来由中国人民大学净土文化研究中心又举办了纪念慧远大师圆寂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 启建东林寺净土苑暨东林大佛的奠基仪式，我也应邀参加，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在这些活动上，多次与传老见面交谈，感恩慧远大师、感恩祖庭给了我这样好的因缘。

传老在耄耋之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我与长老的见面机缘就结束了。虽然有一次中国佛教协会的一位法师传话来说，传老在一次活动中向他问起我，说许久未再见面。但我知道他老人家事太多，要见他的人更多。我作为一个晚辈，已很知足，人不能太贪。即使是法喜、法缘的索取，也不如法。

与传老相识的经历，给我很多的感触。作为一个学问僧，一个文化僧，有着与传统丛林的禅和子完全不同的谈吐与见识。他在日本留学数年，又长期在佛学院执教，身上有着浓烈的读书人的气质，所以他会出版有多部著作，多部讲义。数十年，他在中国佛学院这座学问僧的摇篮里培养了大量的法门龙象，为当代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他作为虚云长老的传人，身上禅者的风范也是显露无遗，比如我见识的传老从来不板着脸，他会大笑，会说出让你忍俊不禁的禅语公案。他还是一位当代少有的净土行者，这从他的最后一着，就可感受到。他出任会长，是对大局的担当；他卸任会长，是对自己的交待。晚年居于净土苑，闭门静修，完全是史上净土祖师风格的翻版。当年省庵祖师在《与茅静远居士书》中说：今日要务，唯当谢绝人事，一心念佛。祖师还将居处称为寸香斋，尊客相逢，勿谈世谛。寸香为期，唯道是语。不近人情，不拘俗礼。知我罪我,听之而已。传老完全继承了这一风范，令我们后辈惭愧，为什么就不能让出家人去做一个清净自守的人，一定要热闹，更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