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人的服装与在家人的服装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还有历史、地域、民族、风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两千年，在汉、藏、傣等民族间存在着不同的佛教系统，因此各族的僧人服装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汉地佛教，流传时间久远，区域广阔，加之汉族服装在各时代中变化很大，以致影响到汉族僧人。他们的服装在颜色和形制上也变得复杂起来，与印度原始的僧人服装的差别就更大了。

根据印度佛教旧制，僧服的颜色是有严格规定的。

《毗尼母经》卷八中说：“诸比丘衣色脱，佛听用十种色。十种色者：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非草、五乾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叶、八亻去陀树皮、九施设婆树皮、十种种杂和用染。如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衣三点作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

《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八中说：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的五上色。又有纯色，如黄蓝、郁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不得着用。

《十诵律》卷十五中说：比丘得新衣，如青衣、泥衣、茜衣、黄衣、赤衣、白衣者，应以青、泥、茜三种色随一坏是衣色。

《摩诃僧祗律》卷二十八中说：“比丘不听着上色衣，应用根染、叶染、花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以上的文字说明两点：一、僧服的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二、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免除贪着，这叫作“坏色”或“点净”。

在佛教律制中，虽然禁止用上色、纯色的僧服，但是染僧服也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可用，用得最多的是赤色。例如《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释迦如来的袈裟色黄赤；《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九说，佛的姨母大世主着赤色僧伽胝衣。《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身着赤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人还是披赤衣的。《弘明集》转引《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但在一段时间的小范围内，僧人袈裟的颜色曾发生过紊乱现象，自从唐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的规定，赐给沙门法朗等九人紫袈裟，在唐宋时代一直都以赐紫衣为沙门的荣耀。因而引起忽视戒律的规定，随意选用袈裟的颜色，这在后来得到了纠正。当然，从汉代到现在，佛教僧人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但太执著于“赤色”，而以朱红袈裟为最普遍。殊不知朱红色是戒律中所不允许的上色和纯色，而古代印度僧人所披的赤衣乃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

由于汉地天气寒冷，中国的僧人们仅靠袈裟是不能御寒的。即使是西来的大德高僧，只披袈裟也过不了冬季，必须添着其他衣服。到了东晋时，便出现了不同于袈裟的僧服“缁衣”。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引《考工记》云：“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黑，非正色也。”黑色的缁衣在僧人间很快风行，如南朝·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

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束水注中，称道家采药之辈为“绍服思玄之土”，可见绍色本是中国古代宗教服色，因而佛教僧人在常服上也选用此色。佛道之分只在用冠、用巾之不同，结果黄冠成为道士的专称，缁衣成为僧人的别号。其后僧人增多，穿缁衣的也就更多，道士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服色。从此，缁衣便成为僧人的专称，而缁衣和白衣即成为僧人、俗入的对称。但据《僧史略》载，北周武帝禁沙门服缁，令改服黄色，从此，僧人常服的颜色便多样起来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北方偏于保守，所以在唐末宋初时，并部幽州还保持续衣之旧而尚黑色。

明代洪武初年，朝廷正式制定了僧人的服色。明《礼部志稿》云：“洪武十四年令，比僧道服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五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色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现在僧人的常服太多是褐、黄、黑、灰四色，在北方有黄绿色。在此五色中，又各任意深浅不一，已不成其一定的规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