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僧人的服饰在承袭古代印度佛教的某些旧制的同时，又有着很多的增制，在僧服颜色上则不如古代印度严格，在形制上除了法衣，还增加了常服。法衣是僧人在佛事和法会期间穿着的服装，主要有三衣、五衣、缦衣、衲衣、袈裟、传衣、金襕袈裟、紫衣、黄衣、法衣、威仪细、挂络、偏衫、裙子、直缀、禅带、卧具、袈裟袋、打包和钩纽等。常服是僧人日常生活中所穿的衣着，主要有海青、衫、褂、帽冠和鞋袜等。佛教僧侣的衣服，根据佛的制度，只限于“三衣”或“五衣”。“三衣”即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五衣”是于“三衣”之外，加上僧只支和涅盘僧。这些僧服，特别是“三衣”，在颜色的选择上有严格的限定。

　　据《毗尼母经》卷八中说：“诸比丘衣色脱，佛听染用十种色，十种色者：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非草，五乾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菓，八佉陀树皮，九施设婆树皮，十种种杂和用染。如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衣三点作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又据《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八中说：“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又有纯色，如黄蓝、欝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不得着用。绀黑青作衣也不许用，只可用皂、木兰作衣，非纯青、浅青及碧许作衣里。赤黄白色不纯大的也许作衣里用。紫草、捺皮、虬皮、地黄、红绯、黄栌木都是不如法色。”

　　又据《十诵律》卷十五中说：若比丘得新衣，如青衣、泥衣、茜衣、黄衣、赤衣、白衣者，应以青、泥、茜三种色中，随一坏是衣色。

　　《五分律》卷二十中说：“不听着纯青黄赤白黑色衣。”并且说黑色衣是产母所着，犯者波逸提。其余四色犯者突吉罗。

　　又据《摩诃僧只律》卷二十八中说：比丘“不听着上色衣，上色者，丘佉染，迦弥遮染、俱鞞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瓣欝金染、红蓝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以上这些文字，主要说明三点：第一、“三衣”的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第二，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染上一块别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祛除对衣服的贪着，即所谓“坏色”或“点净”。第三，列举了许多可染用颜色及不可用之颜色。

　　虽然在佛教律制中，禁止用上色、纯色的僧服，但是染僧服还是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可用。在习惯上，用得最多的是赤色。例如释迦如来的衣色，在《魏志》卷三十裴注中引《西戎传》说：“浮屠太子也，父日屠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但这是汉地人的记载，未必确实。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那揭罗曷国有释迦如来的僧伽胝袈裟，是细氊所作，色黄赤。”

　　又据《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九中说：佛的姨母大世主与五百释女在劫比罗城多根树园听佛说法，三请出家而佛不许。佛从劫比罗城去往贩苇聚落的时候，大世主与五百释女便自剃头发，着赤色僧伽胝衣，追随佛后，一直到相思林中，因阿难的恳求，才得到佛的允许而出家。

　　又据《大唐西域记》卷一中说：梵衍那国有阿难弟子商诺迦缚婆的九条僧伽胝衣是绛赤色。

　　又《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到罽宾犍陀罗吒国教化，在雪山边阿罗婆楼池水上行，自着赤衣。

　　由以上这些事实来看，在初始一、二百年中，僧衣的颜色是习惯用赤色的。“三衣”总称为“袈裟”，而“袈裟”的本义即“赤色”。如《四分律·衣犍度》卷三十九初云：“如是十种衣应染作袈裟色持。”“袈裟”二字，据《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说：“加沙字本从毛作‘加沙’二形。葛洪后作《字苑》始改从‘衣’。按外国通称袈裟，此云不正色。……真谛三藏云：‘袈裟此云赤血色衣。’”用赤色的名称作为“三衣”的总称，这就说明在习惯上，“三衣”总是赤色的。

　　印度的佛教，在佛灭度后二百至五百年间，在教理上分化为二十部，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于是“三衣”的颜色也各有不同规定，以标帜自己的宗派。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末描述袈裟的颜色时说：“萨和多部者，博通敏智，导利法化，应着绛袈裟。昙无德部者，奉执重戒，断当法律，应着皂袈裟。迦叶维部者，精进勇决，极护众生，应着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者，禅思入微，究畅玄幽，应着青袈裟。摩诃僧只部者，勤学众经，敷演义理，应着黄袈裟。”又东晋失译《舍利弗问经》中叙五部律众的衣服与《大比丘三千威仪》所说大致相同，只是将萨和多部和昙无德部的衣色互易，说萨和多部应着皂色，昙无德部应着赤色。由此看来，虽然五部的衣色各各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在五部中却还通用。据《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引真谛三藏说：“外国虽有五部不同，并皆赤色。言者黑木兰者，但点之异耳。”从现在东南亚各国都用黄衣来看，正是摩诃僧只部的流传，从原本点净的规定，而发展成为衣色的规定的。

　　据一些历史记载，当初印度僧人刚来中国时，也是以身着赤色袈裟者为多，这自然也成为佛教传承上的一部分内容。《弘明集》转引《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曰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直到现在近两千年，沙门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的。

　　但是，历史上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出现了僧侣的袈裟颜色相当混乱的现象。据《唐书》记载，唐武后朝，有僧法朗等重译《大云经》，托武后亦弥勒佛下生，为阎浮提洲主唐朝。这种附托自然是有利于武后易唐为周作舆论上的准备，因而有功于武后朝，武后亦依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的规定，赐予沙门法朗等九人以紫袈裟。此后风行一时，在唐宋两代，一直都以朝廷赐紫袈裟、绯袈裟作为沙门的荣耀，因而引起不顾戒律的约束，随意选用袈裟颜色的混乱现象。不过，从汉代直到现在，总体上佛教僧侣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的。因太执着于“赤色”，遂以朱红袈裟为最普遍，最尊重，殊不知，朱红色恰恰是戒律中所不允许的“上色”和“纯色”，而古之僧侣所披之赤衣，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

　　由于汉地较之印度天气寒冷，中国的僧侣们仅仅靠“三衣”或“五衣”是无法御寒的。不仅汉人不习惯仅着“三衣”，即使是西来的大德高僧，只披袈裟也过不了汉地寒冷的冬季。因此，汉僧根据佛制有许蓄百一长物的规定，于三衣之外，又根据实际需要，再添置其他衣服，并在颜色上也形成一定的规制。

大约在东晋之时，由于佛教兴盛，汉人出家的增多，那时便出现了不同于袈裟的僧服“缁衣”。所谓“缁衣”，是就汉地原有的那种宽袖大袍的传统服装基础上，稍微改变其式样而固定地成为僧侣们日常穿着的服装，只是在颜色上作了规定。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引《考工记》云：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墨，非正色也，七入为缁色。以再染黑为□色，即是雀头色，又再染才成“缁”色。“纁”即是浅绛色，“緅”是青赤色，由“绛”而逐渐加深，最后成为“缁”色，即现在所说的“红青”色，其实是微带赤意的黑色。

　　黑色的缁衣，自东晋之时起，已很风行了。那时的僧徒们被称为“缁衣”或“缁流”，可见僧人已普遍着缁衣了。据元释念常撰的《佛祖通载》所记，南朝刘宋时，“时有僧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另有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则被称为“黑衣二杰”(《高僧传·僧慧传》)。此时，“缁衣”已成为了沙门的代号；缁衣和白衣，则成为后来僧侣的对称，谓之“缁素”。

　　至于僧侣的常服，何以要选用“缁色”，虽然难以考定，但大致上是从中国传统的宗教色“玄色”演化而来的。

　　最初，道士的服色为“缁色”。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束水注》卷六中云：“地有固活、女疏、铜芸、紫范之族也。是以缁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游焉。”称道家采药者为“缁服思玄之士”，可见缁色本是中国古代的宗教服色。早期的佛教受道家影响很大，因而佛教僧人在常服上也选用此色。当时，释道之分只在用冠、用巾的不同，道士顶黄冠，结果“黄冠”成为道士的专称，而“缁衣”则成为僧人的别号了。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僧徒骤增，穿缁衣的也就更多了。于是道士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服色，而僧服则反客为主，使缁衣成为佛教僧徒的专门服色。但僧人之服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据《僧史略》载，北周武帝曾禁沙门服缁，令改服黄色，从此，僧侣常服的颜色便多样起来了。宋赞宁《僧史略》卷上云：“今江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时有青黄间色，号为黄褐，石莲褐也。东京关辅尚褐色衣，并部幽州尚黑色。”又云：“昔唐末豫章有禅师见南方禅客多搭白衲，常以瓿器盛染色劝令染之。今天下皆谓黄衲为观音衲也。”可见此时，僧服颜色不仅有黑色赤色，也有黄褐、石莲褐之类，色彩较以前为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北方偏于保守，所以，地处北方的并部幽州保持着尚黑色的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北方僧侣服黑色的依旧比较多。

　　到了明代洪武初年，朝廷正式制定了僧人的服色。明《礼部志稿》云：“洪武十四年令，凡僧道服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色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又云栖的《竹窗随笔》中说：“衣则禅者褐色，讲者蓝色，律者黑色。”据《山堂肆考》云：“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伽僧衣葱白。瑜伽僧，今应赴僧也。”可见明末时僧侣衣制逐渐变更。现南京宝华山是律宗的祖庭，每当传戒时，住持仍着黑常服红袈裟，而求戒者着黄常服黑袈裟，此犹是明代旧制。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为褐、黄、黑、灰四色。在北方有黄绿色，称之为湘色。在这五种颜色之中，又各任意深浅不一，是没有具体一定的规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