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它与茶文化、插花文化并称为中国的三大文化现象。

 

 

华夏文明自上古起，就有熏燎祭祀的传统，宋代丁谓《天香传》中有曰：“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最晚至魏晋，熏香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唐宋以来，随着外来香料的大量输入，逐渐形成了以文人为主导的用香文化，各种香具、香料、香谱、香仪都日趋完善，并留下了诸多关于香事的诗词歌赋。 

 

时至元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人香事更是得到极大发展，出现了众多影响后世香文化研究的重要典籍。至清中期以后，外敌入侵，国力衰弱，焚香雅事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香文化由此开始没落，以致近百年来几近失传。

 

中国古代香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重要推动，历代文人诗词、画作、和香学著作都记录了大量文人与香的密切关联。文人雅士不仅品香，很多还亲自编撰香谱、制作合香、设计香具、制定香席仪规等，并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美学和哲思。可以说，用香是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风雅之事。 

 

一、著书立作

 

 

天然香料种类繁多，不同种类、不同配比、不同辅料、不同工艺均可能使最终合成的香料千差万别。古时文人亲自制香来表达自身的精神追求，然焚香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不同于书画可长久留世，香飘烟散之后便无可被后人追忆。故古时文人雅士借著书立作的方式将香方香谱加以整理记录，也有对品香用香之心得的记载，这些文字留存至今的以宋代以后为多，成为还原古时用香文化场景的重要依据。

 

 

宋朝香事发展至鼎盛，众多文人编撰整理香方香谱，但有些已佚失，仅存书名。洪刍的《香谱》是北宋较早的记录香谱的著作，也是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谱类著作之一。它广泛收罗历代合香配方、用香方法和用香史料，并通过用香事项对上下两卷进行了四大分类：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和香之法，此分类也被后来各家香谱的撰写所沿用。

 

此外宋代还有陈敬之《陈氏香谱》、颜持约之《香史》、范成大之《桂海香志》、叶廷珪之 《名香谱》等著作问世。宋代香谱主要记载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充满创造性的合香技法，并以此重现当时文人阶层的精神生活的风雅精致。明清时期，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均有体现，尤其东南沿海地区，依托宋元以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在此背景下，江南地区的文人香事得到很大发展，可查证的香事著作有周嘉胄的《香乘》、屠隆的《考盘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文震亨的《长物志·香茗》、沈立之的《香谱》等。其中周嘉胄的《香乘》为历代香学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人名大辞典》中记载，此书竭尽二十余年之力写作，旁征博引，所有研究香学者必以此书为首。全书共二十八卷，书中涉及香事香料的史、谱、记、卷、录的文献总结，辑明代以前香事香料，十分详尽，该书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 

 

 

二、吟诗颂香

 

“独坐闲无事，烧香赋小诗”（陆游《移花遇小雨喜甚为赋二十字》），吟诗咏香是文人雅士品香后的风雅见证。文人的焚香活动从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全方面地体察香与周围环境所共同形成的意境，并通过自身敏感细腻的感受力将其主观地升华为一种情感体验。对于风雅的文人而言，香不仅仅散发气味，不同的香所含有的微妙气息更是有语言、有灵魂的。

 

 

文人对香的描述经常用到通感的修辞，如黄庭坚曾形容“韩魏公浓梅香方”的香气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将香的气质表述为一个真切的三维立体场景体验，淋漓鲜活。唐代诗人李贺的《神弦》：“女巫浇酒云满空，玉炉炭火香冬冬。”“冬冬”为象声词，形容鼓声，此处将听觉通感于嗅觉，形容炉中香火似带有咚咚之声。咏香诗词中也见比喻的修辞，如陆游《焚香赋》形容香气“绵绵如皋端之息”“蔼蔼如山穴之云”，迷蒙清幽的情景跃然眼前。

 

又如宋代陈去非的《焚香》：“明窗延静书，默坐消尘缘。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当时戒定慧，妙供均人天。我岂不清友，于今心醒然。炉烟袅孤碧，云缕霏数千。悠然凌空去，缥缈随风还。世事有过现，熏性无变迁。应是水中月，波定还自圆。”炉中一柱香烟如云，袅袅升起，呈现碧色，又慢慢散开，一缕一缕变化成细雾上千，凌空而去，随风飘渺，在悠然的香气中安静阅读、参悟道法、消解尘缘。

 

 

 

三、 品香悟道

 

文人雅士的用香文化是经过用香功夫的学习和涵养修持之后升华而成的一种生活诗意和美感，是一种内化后的精神提炼。《陈氏香谱》中记载了黄庭坚收录的一款名为“意可”的香方，其中的跋文说，此香由山谷道人从东溪老处获得，而东溪老从历阳公处获得。众生的行为力量不可度量，将此香在鼻端环绕二十五次，鼻中已充满这种香气，可持续地证悟不生不灭的诸法之相。

 

 

有心之人以鼻参此香，对佛法之理定会处处参透。以香参禅道最早见于《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 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其中《香严圆通篇》中提到，香严童子闻沉水香发明无漏，通过鼻根入圆通，证得罗汉果位，获得解脱和圆通之顿悟法门。

 

品香悟道并不是贪恋香气，使自身失去本心，而应做到嗅香时休止：“随所闻香，即知如焰不实，若闻顺情之香，不起着心；违情之臭，不起瞠心；非违非顺之香，不生乱念，是名修止。”（《小止观》）即当闻香之时，若利用鼻子对香气过度用力捕捉，其实是虚无没有根据的，而如若能做到内心不被香气所牵制，不因顺情的香气着迷，不因违情的香气惊恐，才能证得周围法界，到达圆通无碍的精神法门。 

 

 

四、雅集斗香

 

燕居焚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文人雅士常在花园庭院或幽室之中设香席以“试香”，士人借香这种媒介相聚，寻求共同的精神追求。周嘉胄《香乘》卷十一有载，“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曰香会”，说的是雅会斗香。

 

 

品香斗香时需要有一系列规则指引，除了对香气的风格、香雾的形态、留香的时间等香料本身的品质的考评以外，对焚香的环境要求也极为考究苛刻。从香具的形制、材质、到香几、香桌的配搭、再到周围光、声、色环境的配合，力求与香品的气质相辅相成，不得产生违和之感。因此文人雅士对香席仪规也自有一些审美规范，不同的焚香情景和状态应配以不同的香具。

 

 

明文震亨《长物志》中有说，在花园中焚香，最适合在天然形成的山石之上放置木鼎式的香炉，便更见山林野趣，有返璞归真之感。在香室中，则常布置一些用于观赏的名贵沉香，形如山峦起伏的沉香木，配以托盘托架，谓之沉香山子。如苏轼《沉香山子赋》中描述海南沉香：“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象小孤之插云。”此外，香室中通常还挂画、插花，挂画宜高，且室内只能挂一幅，若两壁或左右相对悬挂，则俗。

 

 

花以素净洁白、含苞未放者为好，否则艳丽盛放之花繁华喧闹，无法勾画出香室枯淡和令人期待的意境。《长物志》中还有提到如何布置香室：在日常使用的坐几之上放置一个日式小几，上面放置一个香炉，一个盛放生香和熟香的大香盒，两个盛放沉香和香饼一类的小香盒，一个盛放香匙香筷的香瓶。室内不可同时出现两个香炉，不可将香炉放置在靠近挂画的桌子上，也不可将瓶子和盒子对列摆放，这些都是俗套的做法。此外在香炉的选用上也有讲究，夏天适合用陶瓷香炉，冬季适合使用铜质香炉。

 

 

 

五、怡情悦性

 

 

文人雅士爱香用香，不但焚之，也常要风雅蕴藉、暗香浮动。将阴干香草制成的香囊系于衣袖中的肘臂上，香气自袖筒中隐隐散出，可谓袖底生香。唐冯贽《云仙杂记·大雅之文》中有记：“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熏玉蕤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可见，用香已被文人内化为日常的修行，更有尊敬与礼节的意味在。士人亦以香熏书，不仅可以防虫，阅读时更有缕缕暗香袭来。 

 

早在三国《典略》中有载：“芸台香辟纸鱼蠹，故藏书台称芸台。”明屠龙在《考盘余事·书笺》中提到，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收纳图书，将书晒至干燥，放入柜中，将芸香、麝香、樟脑一并放入，并以纸糊门，可以防止蠹（蛀书虫）蛀。

 

古代文人也在墨中添加香料，书画时墨汁清香，提神醒脑，同时亦可为书画防虫。“松烟二两，丁香、麝香、干漆各少许，以胶水溲作挺，火烟上熏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秦皮末色碧，其色俱可爱。”是为南朝梁代冀公制墨的配方。另宋人张遇的“油烟制墨”：“以油烟、麝香、樟脑、金箔制墨，状如钱子，因以闻名。”又有“吴叔大以桐油、胶、碎金、麝香为料，捣一万杵，而使墨光似漆，坚致如玉，因以扬名”。

 

 

香事更是士人描写闺阁绣闼精致生活和无尽闺怨不可或缺的意向，是文人风雅情趣的见证。冒襄在《影梅庵忆语》卷三中大篇幅描写他与其妾秦淮名姝董小宛静坐香阁、细品名香的画面。“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郁勃氤氲，纯是糖结。热香间有梅英半舒，荷鹅梨蜜脾之气，静参鼻观。”试想炉中香烟氤氲，红袖在侧，斜倚熏篮，与其一起细想闺怨，此情此景浪漫不已。

 

中国熏香文化数千年历史，宋元明清以来更因文人的广泛参与而绚烂多彩。著书立作、吟诗颂香、品香参禅、雅集斗香、怡情悦性都是文人雅士参与用香的方式，对香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文人兼具香文化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香料香具的使用和欣赏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香料香具的研制和设计者。在追逐功利效率的当今社会，快捷粗陋的生活方式代替了古代精致风雅的慢生活，如若能像古代士人般焚香默坐，卸掉繁忙压力，定能收获一番闲定自如的东方智慧--“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