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

　　峨眉山作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印光法师《峨眉山志》将其历史追至“汉永平癸亥”的蒲公传说，此说虽不经，但亦可说明峨眉的佛教传统由来已久。《邵氏闻见后录》有“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而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的记载，那么，峨眉山自宋起走向鼎盛应该可以得到肯定。

　　宋代的峨眉山获得了国家政权的认同，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如宋太祖干德四年“?内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庄严佛像，因嘉州屡奏：白水寺普贤相见也”。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诏重修峨眉五寺，即白水普贤、黑水华严、中峰、乾明、光相也。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岁和上曰：此震旦国第一山也”。由此可见，宋初的峨眉山就已获得了极高地位，甚至有“第一山”之称。

　　不仅如此，随着峨眉山地位的提升和普贤信仰的流行，有关峨眉山的神迹也逐渐多起来，如太平兴国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近往峨眉提点白水寺修造，见瓦屋山皆变金色，中有丈六金身普贤。次日午中，见罗汉二身乘紫云行空中”。同时，峨眉地位的提升，也使它与五台的地位逐渐对等，“?太原、成都铸铜钟，赐五台、峨眉，名山遣挂之日，两山皆有梵僧十余，空中奉迎其钟，声闻百里”，这与《邵氏闻见后录》的记载相呼应。太宗雍熙四年还特意“?内侍送宝冠、璎珞、袈裟往峨眉普贤寺，是日，众见普贤大士乘紫云行空中，久之方没”。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宋初峨眉山地位的提升不只是为了顺应当地普贤信仰，似乎还有他意。

　　真宗景德四年，“诏赐黄金三千两，增修峨眉山普贤寺，设三万僧斋，岁度僧四人”。次年，真宗还亲自诏见了峨眉高僧茂贞，“五年二月，诏嘉州峨眉山沙门茂贞入见，上赐以诗，馆于景德寺”。对宋代统治者来说，提升峨眉山地位是增进信仰、巩固统治的方式，同时，也因峨眉山产生了对统治有利的高僧而重视。

　　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峨眉山逐渐成为四川乃至西南佛教的重镇，宋代时走出了一批高僧。仅据印光法师《峨眉山志》中收录的就有如新、慧真广悟、行明、继业、茂贞、白水宗月、密印安民、慧远、道宏、纯白、别峰、昙振、峨眉道者等。其中的密印安民、别峰、纯白等禅师都是当时的著名禅师，他们往往有在峨眉出家或受戒，并在四处参学过程中逐渐提升自己地位的特点。峨眉与他们的关系，要么是其受法地，要么是其归宿地。他们生名的创立几乎都在川外获得。

　　从这些峨眉祖师的行迹中，我们对宋代禅师的成功与佛教传播方式有更深的认识：这些禅师通常会离开自己最初的受法地，向国内高僧驻锡之地参游；在学法和传法过程中，他们往往依托居士，借力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获取一定资本后，某些优秀禅僧会有机会接近其他王公士大夫乃至帝王，并获得紫衣师号与敕封住持等荣誉。如其中的慧远禅师和别峰禅师，都是受到过敕封的大禅师，而纯白禅师在成都佛教界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即使是慧真广悟禅师，作为五代宋初之人，他在广东也受到当时割据政权统治者的赏识。禅师传法生涯随这些荣誉的到来而达到巅峰；某些禅师的神迹，则是他获得“神圣”与“世俗”双重认可的标志，如慧远禅师和别峰禅师都是有奇异事迹留存记载的高僧。

　　同时，禅师地位的上升，如其禅法逐渐精微一样，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宋代禅僧的这种传法之路，是与自身地位的提升相伴随的，处于某一个阶段的禅师，会接引某一个层次的信众，当他的境界逐渐提高、声望逐渐隆盛，他所面对的对象也在走向高层。这也是宋代禅宗传播方式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