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心禅寺举办“佛教与湖湘文化”论坛喜迎国庆
佛宝网湖南讯 2015年10月1日下午，长沙阳光明媚。在洗心禅寺藏经楼前坪，500多名佛教信士相聚一起，聆听首座妙华法师，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佳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宣方教授，论道“佛教与湖湘文化”。三人以对谈的方式，举行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讲座。洗心禅寺以这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喜迎共和国生日，向伟大的祖国致敬献礼。
活动由湖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洗心基金会、湖南省国学践行基金会、望城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望城湖湘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洗心禅寺方丈悟圣法师作了开幕致辞。
湖湘文化的“忧乐文化”与佛教慈悲思想
郑佳明首先从他提出的湖南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拼搏霸蛮”谈起，说湖南人“心忧天下”情怀，发展成了一种“忧乐文化”。
“我讲的这四句话是有出处的，‘心忧天下’是左宗棠说的，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来，毛主席喜欢这四句话，他讲‘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作为新民学会的宗旨。这句话的概括力非常强，概括了湖南人的人生观，湖南人为什么活着?为天下活着。天下有人吗?天下有苍生，有社稷。所以，这比爱国还要大。心忧天下是湖南人个性的表现，湖南人自古以来就有一腔悲情。”
讲到湖南人忧天下的性格时，人们自然而然想到一个词，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忧乐文化”的一个源头。妙华法师接过话头：“我想到了佛教的慈悲，佛教的慈悲是同情天下的苍生，用智慧关照他们，用最慈悲的心来对待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不管它的出处在哪里，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定与佛教思想有某种内在的联姻关系，至少是受到了某种启蒙。”
妙华法师问郑佳明：“您认为湖南人的‘忧乐文化’与‘流寓文化’相关。‘流寓文化’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忧’的思考?如果在中原，或者在北京，我们不心忧天下吗?”
郑佳明认为，这是一种“江湖之远”的文化。在庙堂之高的时候，人们高官厚禄，锦衣玉食，这个时候的人是比较高兴的，也比较张狂。而到湖南这里来的一些人，有文化，又有时间，可以写诗文，所谓“悲愤出诗人”。
宣方认为，湖湘文化作为“忧乐文化”，这种忧愁意识，这种忧的精神，是从中华文化的《易经》、《易传》一路传下来的。而说到“乐”，这与周敦颐的理学有关，理学有关于世界本体论的论述。周敦颐的“乐”，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充盈和高度愉悦，与外在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关系。
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与佛教思想
“湖南人常常说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但是，很多人听说湖南人霸蛮的时候，有一些担忧。请郑教授解释一下，霸蛮，霸蛮精神到底是什么?”妙华法师问。
郑佳明解释，“霸蛮”是湖南的口头语，其实与民族个性有关。“苗”和“蛮”在楚国是通用的。山苗等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在山下，后来楚人南下，慢慢把少数民族挤压到了湘西和湘西南，这个过程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苗族人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精神。一方面这种精神渗透到了湖南精神里面，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湖南人性格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经常讲湖南一半的当地人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有些人不信，不信就往上追几代，我是湖南人，父亲是长沙人，但是我母亲是芷江人，芷江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母亲她们都穿少数民族服装，我问她是不是汉人?她说我是汉人。但是，她骂我妹妹的时候就说你太苗了，苗就是蛮的意思!这种性格的第一个来源，就来源于和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实际上，湖南人有少数民族的精神。”郑佳明娓娓道来。
“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容易演化为一种‘斗争精神’。”郑佳明认为：“湖南的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湖南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那么，这种斗争精神与地域有关。”
妙华法师解释：“有个风水先生说到湖南的湘水，一般中国的水是从西北往东南流，而‘湘江北去’，是从南往北流，这个水是‘反水’，这种‘反水’养育了湖南人的斗争精神。”妙华的趣解引起了听众的热烈鼓掌。
“我想，霸蛮从地域文化、从民族性格来说，我觉得要把‘霸蛮’解读为一种担当。”妙华法师说。
郑佳明表示认同：“霸蛮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倔强，是一种坚持。面对困难，霸蛮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后来我讲了一个观点，我们在革命时代需要霸蛮，但是在建设时代需要包容，需要把斗争改为竞争。”
妙华法师举了一个禅宗的公案。当年的百丈禅师出了这个题目，要考察华林觉禅师和灵佑禅师佛法上的修为，以决定谁去沩山传法。于是问这两个徒弟净瓶还可以叫做什么，华林觉禅师说反正不能叫做净瓶。而灵佑禅师根本不管这一套，直接踢翻了瓶子就走，百丈于是认为华林觉禅师的佛法不如灵佑禅师精深。灵佑的这个动作在法堂里面是非常“霸蛮”的，但他不用语言说，只做，就证明他能够担当寺庙方丈的重任。果然他不负重望，他裹着毛巾在农民中混了7、8年，以70岁的高龄恢复了沩山的道场。
妙华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没有担当精神，没有那股劲儿，一件事就搞不成。战场和商场上一交手就妥协的话，那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因此，“霸蛮”体现出一种执著追求事业的性格和精神。“但是，我们该和别人合作共赢的时候，我们要去包容别人，让我们把霸蛮的精神留下来，但霸蛮的手段要柔和一些。”
郑佳明回应：“曾国藩讲打落门牙和血吞，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话只有湖南人，只有毛主席讲得出来。”
宣方从佛教的角度对“霸蛮”做了一个解读：“霸蛮是南禅宗里面的一种担当，是一种气魄。不管我有没有能力，首先要有那个气魄，‘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你要超过老师，方可以传授佛教思想。所以，讲霸蛮精神的来源，除了郑教授讲到的少数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与湖南作为唐朝以后最重要的南禅策源地之一有关。”
宣方认为，草创时代的企业家往往都具有霸蛮精神。但是，今天到了富二代接班的时代了，不能只讲霸蛮，只讲执著进取，而没有规矩，一定要在霸蛮之下建立行为规范，注重制度的建设、文化的建设。
湖湘文化不能仅仅讲儒家文化，还要重视南宗顿悟禅
宋朝以来，中华文化重心南移。随着岳麓书院的兴盛，湖南被称为“潇湘洙泗”、“理学之邦”，乃至儒学重镇。但是，很多人恰恰忽视了佛教文化对湖湘文化的重要影响。
宣方强调：“大家讲湖湘文化，多是从湖湘学派的概念出发的，放在儒学、宋明理学的框架里面来谈。湖湘文化原则上是从周敦颐这个人物讲起的，但是，如果我们局限在儒学这个范围，就太狭窄了。如果我们以一种很平等包容的姿态来看儒释道传统文化，把佛教文化加入进来的话，那从唐朝开始湖湘文化的内涵就太丰富了。”
他指出，唐代的时候，尤其是唐禅宗以后的这段时间，湖南是禅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历史上讲“走江湖”，就是天下的和尚在江西、湖南跑来跑去。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寺庙最多，尤其是南岳衡山的佛教之盛况不用说了。历史学家喜欢讲“唐宋转型”，中华文化在唐宋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刷新转变，就是因为佛教文化深刻影响到了中华，一直到今天。
妙华法师接着讲：“湖湘文化一方面要放在炎黄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谈。另一方面，到了六祖慧能以后，佛教文化的代表就是南宗顿悟禅，湖南人就占了南禅宗大师中的1/3，而这1/3引发出了湖南禅宗的五家七派，发育得非常完善。如果湖湘文化能够考虑到南宗顿悟禅的内涵，把湖湘文化和佛教文化做一个链接，这个文化就会非常的博大精深。因为佛教是世界性的，不是哪个地区的。但是，一花开五叶，在湖南有非常清晰的脉络，其中的故事和个案真是美不胜收。这可以说是湖湘文化与世界结合得很紧密的黄金纽带，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郑佳明也很认同禅宗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它和禅宗在湖湘地区的发展和深入人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周敦颐受禅宗影响非常之深，且完成了禅宗的变革。他把中华文化重新拉回到正位，把儒家文化拉回到正位，就是因为装上了两个翅膀，一个是佛家的翅膀，一个是道家的翅膀，真正的三家合一是周敦颐完成的。后来，受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王阳明，还有一个是王船山，王船山是批判佛家的，但在批判的同时接受了佛家的哲学，最终中国的辩证法是在王船山手里完成的。可以说没有禅宗就没有湖湘文化后来的转变，也没有湖湘的崛起，这个意义非常之重大。”
妙华法师认为，要深刻地了解湖湘文化，就必须了解周敦颐。周敦颐的一个代表作《爱莲说》说“出淤泥而不染”，莲花有十大功夫，只有菩萨才能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另一个代表作是《太极图说》，《太极图说》的思想源于《易经》，他认为宇宙是从无极走向了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然后才有了天下万物。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科学宣言。当我们对宇宙进行解读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太极图说》是一篇科学报告。如果没有佛教和道教，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不会达到这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