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古籍普查一直是常抓不懈的基础性工作。几年来，透过普查不仅摸清了古籍存藏的某些底数，还有不少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发现令人欢欣鼓舞。

　　辽代立朝几与北宋相始终，辽代历史上刻书出版事业并不十分兴盛，且书禁甚严，敢以书传南界者，罪死。所以能够流传于今者如吉光片羽、鲁殿灵光，版本学家与出版史家向难走笔辽代刻书出版的描述。近年来，通过普查与珍贵古籍申报，山西辽代应县木塔所出之辽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沙门诠明改定、辽圣宗统和八年（990）燕京刻本的《上生经疏科文》，辽燕京悯忠寺沙门诠明述、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燕京刻本的《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道撰刻本的《契丹藏》之《称赞大乘功德经》零帙等，均进入了国家古籍普查数据库，并被评为珍贵古籍，荣登《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应县木塔所发现的辽版书，远不止上述几种，而是一批。透过这批版印实物，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辽代刻书出版业的中心就在今天的北京，还可借知那时北京僧、俗刻书的繁荣景象，更借所出若干卷大藏零种而推知《契丹藏》（亦称《辽藏》）的基本架构与风格面貌。长期扑朔迷离的《契丹藏》基本得以廓清。

　　《东文选》卷一一二，收有高丽僧宓庵所撰《丹本大藏庆赞疏》，疏中称：“念兹大宝，来自异邦，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宓庵将其所见“来自异邦”即中国的“大宝”，称作“大藏”。这是什么藏？长期以来学界推测是小字《契丹藏》。可是“小字”又是什么文的小字？是汉文小字还是小字契丹文？未有敢于遽定者。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丰润天宫寺塔遭到一定破坏，后来修复时在塔中发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及《一切菩萨名集》，正是这种“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的大藏零种。专家认定这就是历来所说的小字《契丹藏》。丰润文物保管所申报之《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单边，上下双边，文字框线与上下边栏之间镌雕金刚杵等文饰。《千字文》编号为“化”。卷末镌有：“左街仙露寺秘持大师赐紫比丘尼灵志彫造小字《金光明经》板一部，□集胜利，先愿上资□宗皇帝、太皇太后、兴宗皇帝仙驾御灵，速生乐园；更愿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寿、皇太叔与妃、诸王公主永纳殊祯，法界有情，同霑□□。清宁五年岁次己亥甲子□十三日丙子彫毕流通”八行题记，清宁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年号，五年即公元1059年，表明灵志于是年主持雕造了此经。这才使人知道所谓的小字《契丹藏》，乃是汉文的小字《藏》，当时传入了高丽，所以才有上述《东文选》那段生动形象的描述。辽祚并不算长，居然能刻《契丹藏》、小字《契丹藏》两部释家大藏，亦可谓刻书出版史上的壮举。另外，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也在普查中申报了辽代印本佛经。这些举世罕传的辽版典籍，填补了辽代刻书出版史的短板，价值极高。

　　宋刻元椠，纸润墨香，向为人们所珍重。在古籍普查与珍贵古籍申报中的新发现也十分惊人。山西高平市博物图书馆，发现并申报两卷《开宝藏》和其他宋刻单经；国家图书馆、北京法源寺也都发现并申报了《开宝藏》零帙，这是惊人的普查新发现。众所周知，《开宝藏》是北宋初年由中央政府派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今成都）监雕的我国第一部印刷本的大藏经，使佛教的经、律、论、赞第一次有了汇总丛刻的流传形式，是刊本释家大藏的滥觞。其后的《赵城金藏》及《高丽藏》皆由此《藏》所从出。惜在流传过程中大部分散失，只有少数零帙分藏在天壤间。此次居然在一年之内有四帙曝出，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另外，山西曲沃图书馆发现并申报的宋刻单经竟有三帙之多。山西省图书馆报出唐释慧沼撰、刘豫伪齐阜昌八年（1137）乾明院比丘道溥刻本的《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卷中》一卷，可说是举世孤罕，绝无仅有。刘豫本是北宋的朝廷命官，奉命在山东防御金人侵扰，结果在金人策动下屈膝投降，为虎作伥，建立伪齐政权，年号“阜昌”。此经就刊印在刘豫傀儡政权的阜昌八年。其人虽是无节小人，但在其行用年号中所刻之书则仅此一见。

　　南宋淳熙八年（1181），台州知州唐仲友动用台州公使库公帑，利用为人伪刻东南楮币的犯人蒋辉等，在台州署内开雕《荀子》、《扬子》、《文中子》、《韩子》等。书印好后，绝大部分运回老家婺州市门巷书铺发卖，回款则中饱私囊，因而遭到朱熹的弹劾。其人品格虽差，但所刻之书极精。靖康元年（1126），金人破汴，不但徽、钦二帝北狩，书籍及书籍版片亦被捆载北还。宋室南渡后，典籍奇缺，旧日版片全被金人运往中都（今北京），无法用以重新刷印，只得在民间搜求北宋所刻诸书作为底本，进行重刻或翻刊。唐仲友在台州重刻四子，便是这种刻书风潮的反映。唐仲友所刻四子，“悉视熙宁之故”，这是台州本四子珍贵之所在。北宋皇祐二年（1050）司马光上疏，奏请由崇文院校定《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并送国子监雕造颁行。奏请得到采纳，校定后由国子监下杭州镂版，至熙宁元年（1068）刻成颁行，是为此三书的监本之祖。唐仲友重刻此三子“悉视熙宁之故”，表明其完全再生了熙宁监本的原生态，显得特别珍贵。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1965年国家图书馆回收一批香港陈清华的藏书，其中就有所谓台州本的《荀子》，一时轰动京华。40年后影印《中华再造善本》，经过悉心考证，证明此本并非台州本，而是南宋嘉定中台州本的翻刻本，台州本的真实面目重又扑朔迷离。而在古籍普查申报中，台州本《扬子法言》居然出现在辽宁省图书馆，使人们重见了台州本所刻三子的庐山真面目。此本原是清大内天禄琳琅旧物，溥仪在日本人策动下到长春复做皇帝梦，将此书携往东北。1945年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溥仪携金银细软古物珍玩潜逃，在机场被截获，此书才回到人民手中。

　　南宋吕祖谦尝精选范文而成《古文关键》一书，并在卓文警句旁加以黑笔标抹，借以提示读到此处要反复玩味，深刻理解。与后世的文旁圈点大同小异。为如实反映这种“标抹”在读文诵史中的作用，刻书时亦将这种“标抹”刊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标抹本。明朝人不知其意，重刻翻刊某书时便将“标抹”删除，从而失去宋人读书评点的痕迹。搞版本的过去知有其事，未见实书。在古籍普查过程中，南京图书馆申报的《四书章句集注》，粗黑的“标抹”宛然俱在，验证了宋元时期确有这种版刻形式。南京图书馆固守八千卷楼丁丙旧跋，定此书为元刊本。经过考证，此书的正文部分当是宋常州州学刊版，各卷后所附元人张师曾的《音考》，则是元人用宋刻旧版重印正文时加刻上去的，故此书的版本应定为“宋常州州学刻元增刊音考本”。

　　西藏博物馆普查申报之元刻藏文译本《释量论》，是个十分耀眼的亮点。此书也译作《量释论》、《量评释》，又称《广释量论本颂》，是印度因明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作者是因明学大师法称，译者是俄罗丹西绕。由忽必烈第三帝师达玛巴拉发愿、皇后捐资开版雕造于大都（今北京）。忽必烈第一任帝师是八思巴，第二任帝师是八思巴的同父异母弟弟仁钦坚赞，第三任帝师是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达玛巴拉继任帝师，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离开大都回去主持西藏政教事务，翌年死于非命，在大都实际任职五年多一点。他发愿雕造藏文《释量论》等佛教典籍，当就在1281至1286他在大都任帝师这五年之间，其时代之早，当排在现存藏文印本书籍的首位。宋刊元椠的汉文古籍，绝大多数都要被定为一级古籍，而如此仅见的雕印本藏文典籍，其珍贵程度当远胜一般的元刊汉文古籍。西藏普查申报的珍贵古籍，还远不止这一种，元写本佛教典籍就有18种之多，其文化遗产之厚重，令人钦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