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儒教、道教并列为中国三大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道德、音乐、雕塑、美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产生了诸多深远影响。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的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据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源印法师介绍，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劫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佛教经典散失严重、大量寺院被毁、大批僧侣受到迫害，后周时期的佛教几乎到了衰落凋敝的地步。但历史的发展峰回路转。公元960年，也就是建隆元年，后周统帅禁军的大将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拉开了大宋王朝的序幕。与周世宗时期实施的反对佛教的政策相反，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不久，便下诏明令：后周废而未毁的寺院，要立即停止毁禁，并着手修复；已经拆毁的寺庙，要妥善保存所遗留下来的佛像；敕令用金字、银字书写佛教经文。在宋太祖保护佛教的政策下，建隆元年这一年便剃度僧尼8000余人。

后宋太祖又派行勒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大力弘扬佛教。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曾在《宋元禅宗史》一书中介绍了宋代佛教发展的整体特点。他说，宋代继隋唐民族化的佛教格局形成之后，进入中国佛教持续发展时期。其发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佛教诸宗中最盛行的是禅宗，其次是天台宗、净土宗；二、诸宗会通融合深入进行，禅宗逐渐成为融合型的中国佛教的主体；三、佛教文教事业空前发展。朝廷主持翻译佛经，诸宗著述特别是禅宗著述数量大增，继续实行和修订丛林清规，编著各类佛教史书，刊印公私版大藏经。总的来说，宋代继北周严加限制佛教之后，历朝皇帝在维持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都对佛教采取信奉和支持的态度。

官方支持是佛教能够盛行的重要原因。在文化大繁荣的两宋时期，皇帝中就有不少人撰写文章或诗歌赞颂佛教，甚至注释佛经，弘扬佛法。著名的有宋太宗著的《妙觉集》，宋真宗著的《崇释论》《御制释典法音集》《御注四十二章经》《御注遗教经》，南宋孝宗撰写的《原道论》和《圆觉经》等。“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亲自译经是官方支持佛教发展的最有力的证明。这也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产生了很大影响。”源印法师说。

此外，相当多的朝廷重臣和文坛领袖也热衷释典，研究佛学。北宋时期“士大夫多修佛学”“崇道教、兴佛法”“营佛事、创梵宫”成为时代风尚。据相关史料记载，佛教的诸多信徒中，位至宰辅的就有富弼、张方平、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吕惠卿、苏辙、张商英、吴居厚、张浚、徐俯、李纲、李邴、钱端礼等人。此外，北宋后期的文坛泰斗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也与佛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批宰臣和文豪的思想取向，无疑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北宋后期的士大夫社交圈子里，几乎出现了“不谈禅，无以言”的状况。“当时苏东坡就经常和佛印等吟诗作赋，坐而论禅。后世流传的诸多故事中能看出来当时文人雅士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源印法师告诉记者。

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也影响到了民间。宋代佛教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从唐以前的贵族式经院佛学开始深入社会生活，自上而下地走向民间，佛教的教义、修行方式逐渐简易化和平民化，“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景象自此产生，佛教真正走了入寻常百姓家，如星辰般在大宋历史的长空中熠熠生辉。可以说，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的时期，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唐代。

佛教在宋代得以发展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佛经的翻译。宋代朝廷效仿唐朝将佛经翻译作为国家的事业，在朝廷的直接管理和资助下进行。在译经中断170多年之后，再次在皇帝的名义下设立国家译场翻译佛经。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设立译经院开始，中间历经宋真宗时期，直至宋仁宗景祜四年(公元1037年)的半个世纪，是宋代译经最辉煌的时期，期间译出大小乘佛典243部574卷。直到宋徽宗时期，仍陆续有少量佛典译出。

值得一提的是，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敕命内官张从信前往益州雕刻大藏经版。这次刻经耗时长达12年。最初刻制佛经5000多卷，后来又增刻1000多卷，共达13万块雕版。因刻于宋开宝年间，该佛经被称为《开宝藏》。“《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也是当时最全的一部佛教丛书。它的雕刻印刷是宋朝佛教的一大成就和对后世的贡献，后来的《永乐大藏经》《乾隆大藏经》都是在《开宝藏》的基础上刻印的。”源印法师介绍说。

那么，作为北宋时期都城的所在地，东京城内有哪些著名的佛寺？据源印法师介绍，由于宋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当年的开封城内的寺院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在以相国寺、开宝寺、天清寺、太平兴国寺著称的皇家四大寺院中，除了太平兴国寺坐落于浚县大山外，其他三座佛寺都位于开封。许多寺院的奢华程度，远远超过了官府。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在经历岁月的洗礼后，虽然当年的开宝寺和天清寺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仍很庆幸还能在八朝古都开封看到大相国寺、开宝寺中的铁塔、天清寺中的繁塔等宋代宗教留下的痕迹。

除了进入寻常百姓家，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佛教界。北宋时期，不少佛教僧人走进高丽、日本送去真经、传授佛法。到了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本僧人来宋朝“取经”的更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就达百人。

众所周知，除了佛教，宋代也是道教蔚然成风的时代。宋代虽然支持佛教的发展，同时也有所限制。南宋朝廷在度牒上很是做了一番文章。度牒，作为朝廷发给出家者的合法证明书，自唐时出现以后，便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现象。唐宋时，只要获得度牒，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家，可以免丁钱、避徭役和地税。因此，社会上趋之若鹜，买卖度牒之风很盛，甚至有伪造度牒的情况。南宋时期，朝廷规定，正式剃度受戒须有祠部下发的度牒、空白戒牒，否则只能作为童行(在寺院进行户籍登记的人)或长发沙弥，等朝廷按比例下发州府一定数额的度牒后，通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剃度为僧。此外，佛教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州府的管辖下设立僧官，管理全国僧尼。

宋徽宗时还曾发生过短期内尊崇道教贬斥佛教的事件。据说宋徽宗在政和六年，听信道士林灵素编造的虚妄神话，称徽宗是“上帝之长子”神霄玉清王下凡，号“长生大帝君”，第二年又下诏全国改天宁万寿宫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在殿上设长生大帝君像，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后又诏宰相蔡京、枢密使童贯武等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同时大兴道经之学。宣和元年，甚至正式下诏废佛，改佛为大觉真仙，菩萨为大士或仙人，僧改称德士、尼称女德士，改变服饰，寺改为宫，院改为观。后林灵素骗局败露，遭到罢斥流放，接着被赐死。

宣和二年先后两次下诏恢复寺额、僧称，但徽宗仍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南宋时期，佛教在帝王那里不是很受欢迎，甚至受到了压制，但禅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仍呈发展趋势，直到现在，仍被广大信徒信奉。

如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汉传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相生，互相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文化已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慈悲、向善等教义依然受到大家的认可。佛教传承过程中留下来的梵乐、建筑、绘画、雕刻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成为后世子孙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