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来思想，无疑就是佛教。如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在《六朝佛教思想研究》中所揭示的，佛教与儒教相协调，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逐渐消除了对佛教的抵触情绪，同时获得了信奉儒教的统治者的认可。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方式有多种说法，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西汉末或东汉初，开始仅仅在王室皇族之间流传，东晋以后，信众扩展至士大夫和一般百姓。不过，随着士大夫阶层出现出家者，佛教开始被部分人视为社会问题，参照三国牟子《理惑论》可知，其攻击佛教最常见的观点，就是佛教的削发、出家不娶等做法违反了儒教伦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此类指责，佛教的信者也进行了反驳，其依据的也是儒教经典。

    如依据《孝经》引出的论证，《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反对佛教的人常引用前半句说佛教与儒教伦理不容，而东晋孙绰则在《喻道论》之中强调说，佛教能让人“立身行道”，这才是最大的孝。

    不仅如此，佛教信者进一步指出，出家者救济、教化众生，这与帝王的政治任务是相同的。东晋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之中就认为，佛教的出家人救济处于流转之底的世俗之人，断绝其业根，广开天上和人间的转生之路，即使一个出家者修得全德，其恩惠也会波及六亲甚至全天下，所以出家者即便不处王侯之位，其道与帝王治世之道也是一致的。他在答复何无忌对于《袒服论》的质疑之中说，佛教与儒教，释迦与周公旦、孔子在立教的方法上虽然有区别，但有潜在的相互影响，虽然有超俗和在俗的区别，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最终目的，就是救济人民。

    在救济人民方面，孔子所说的仁和佛教所说的慈悲具有共通之处。《修行本起经》卷上中出现了“能仁菩萨”的译语，说能仁菩萨“慈悲喜护，惠施仁爱”，同时使用原本属于儒教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后汉书》卷四十二记载了后汉明帝在永平八年(65年)给楚王英的诏书，其中有著名的一句话：“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文中，楚王英信奉佛教的方式为“尚浮屠之仁祠”，这也是因为将佛陀的作为理解为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孟子·尽心上》之中为人熟知的名言，也集中体现了儒教仁爱观所蕴含的兼济精神。由于佛教将慈悲与仁爱相结合，所以中国的僧人们倾向于救济一切众生，将其作为佛教的慈悲精神。这对中国佛教最大的改变就是，让追求救度一切众生的大乘佛教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主流。

    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入关之前，中国的佛家尚不能清楚区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所以郗超、孙绰、释道安、庐山慧远等佛家提出救济一切众生才是佛陀的慈悲，是因为其符合儒家所说的仁。其他的罗什入关之前的佛家也都一样，如孙绰的《喻道论》之中，说佛教“弘道敷仁，广济群生”，认为佛教救济众生是在敷仁。

    而鸠摩罗什则明确告诉弟子们，一切众生的救济是大乘，追求自身解脱的是小乘。其弟子竺道生在《妙法莲华经疏》序品的注中指出，小乘的声闻仅以消灭自身之苦为目的，而大乘的菩萨之道发菩提心，以此涵盖一切，不以去除自身的烦恼为目的，而专注于救济一切众生之道。

    后秦文桓帝姚兴广求人才，要求沙门道恒和道标还俗，他在书简之中说：“劝弘菩萨兼济之道。”这也表明，姚兴认为置身世俗并致力于救济一切众生(即兼济)才是大乘的菩萨道。姚兴还说道恒和道标这样的出家人是“潜独善之地”。可以说，姚兴结合了佛教救济一切众生的大乘主义和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佛教信者还是非信者，在看待大小乘佛教之时，都受到了儒教价值观的影响。

    大乘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并形成了众多的宗派。特别是在隋唐之后，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更是中国本土文化所产生的吸收了儒、道思想的教派，佛教和儒教的融合以更直接的形式表现。如，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吉藏法师在《仁王般若经疏》卷一之中，就将佛教的五戒与儒教的五常对应，认为不杀生为仁，不盗窃为智，不淫为义，不饮酒为礼，不说谎为信。甚至，南宋孝宗赵眘著《原道论》，也认为：“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认为佛陀与孔子的教导是一致的。

    佛教积极兼容儒教，同时又保持了极高的理论水平，这让一些士大夫对儒教的地位产生了危机感，创作《原道》的韩愈就是其代表。同时，佛教也出现了不少支持儒教的代表人物，如北宋著名禅师契嵩、天台宗学者智圆等，很多人既是佛教信者，也是儒士。

    如上所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佛教信者并没有排斥传统的儒教思想，而是希望调和儒教和佛教之间的矛盾。

    一开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比较多元，经典的翻译也比较零散，且不成完整体系。而且中、印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轮回、业、劫等佛教基本概念在印度是司空见惯的，而中国则完全没有，经典翻译的过程就引入了中国传统概念。甚至，还采取过格义的方式解说佛教教理。牟子引用儒家经典和老庄思想向儒士解释佛教，理由就是“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这样来看，似乎佛教走向中国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信奉佛教的中国人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希望通过中国化，特别是与儒教融合，以减少社会和政权对佛教的抵触。荷兰汉学家许里和有一部名为《佛教征服中国》的著作，不仅研究了佛教对中国的改变，更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所以，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征服”了佛教。从结果上看，佛教的中国化是成功的，让其在中国发展两千余年，虽然中间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等事件，但是总体而言是稳步发展，牢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