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巩义市积极抢抓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大机遇，以推进历史文化城建设为抓手，实施历史遗产保护与现代文明创新双驱动战略，努力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支点。巩义与北京大学合作，整合境内巩县石窟等佛教文化资源，在有“华夏作寺之始”美誉的佛教圣地—青龙山慈云寺，联合创建了国内首家佛教实验考古基地，为推动我省文化旅游创意产业高位发展做出了新探索。近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石窟委员会主办的“巩县石窟研讨会”在巩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巩县石窟及佛教实验考古基地初步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讨，现将研讨会发言摘编刊发，供学习参考。

　　佛教考古与巩县石窟

　　李崇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石窟寺，简称石窟。佛教石窟寺，起源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天竺（古代印度）。作为佛教艺术组成部分之一，石窟寺随着佛教的北传，首先抵达西域（古代新疆），进而流布中原北方地区，最后遍布大江南北。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传统和所在民族等差异，属于佛教寺院的石窟寺和佛教其他遗迹一样，出现了不同的形制、形象、形象组合和装饰纹样等。根据这些不同，就分布地区来讲，中国的石窟寺遗迹，可以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青藏四大区域。其中，中原北方的山西、河南、河北地区，以五六世纪北魏皇室和显贵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寺为主流，延续这一主流的洞窟有六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包括水浴寺石窟）和六七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以及其他众多的中心型石窟群。这一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渐东方化或汉化的过程。

　　具体到洛阳和巩县石窟，两者尽管大体同源，但彼此互补之处多见。如龙门石窟不见塔庙窟，但巩县石窟多中心柱窟（塔庙窟），堪称这一地区塔庙窟的代表；中心柱每面龛雕饰的帷幕和窟顶的方格等，都应是模拟当时地面佛寺中木构楼阁型佛塔及平棊的作法。造像特征具有明显的南朝影响，衣褶密集、重叠，长颈削肩，悬裳坐式，成为典型的秀骨清像。在造像组合方面，龙门石窟弥勒洞正壁雕交脚弥勒、侧壁造立佛和巩县第1窟的维摩文殊龛（东壁第1龛）及比丘龛（西壁第4龛）等，是前所未见的新形式。此外，龙门、巩县两地的弥勒菩萨出现了新的相同坐姿，即结跏趺坐，如龙门石窟魏字洞和巩县第1、4窟的弥勒菩萨像。至于龙门和巩县石窟中浮雕的“礼佛图”，更是这种题材的杰作。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巩县石窟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是一处值得我们大力保护、研究和宣传的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巩县石窟的历史地位

　　李裕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北朝石窟寺的开凿经历了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和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三个时期。北魏平城时期云冈石窟的开凿，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的先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皇室在洛阳龙门开始大规模的开凿活动。继龙门之后又开凿了巩县石窟寺。因此，北魏洛阳时期是以龙门、巩县石窟为典型，不妨称之为龙门巩县期。东魏、北齐邺城时期，则以河北响堂山石窟为代表。这些石窟均是以都城为中心，以皇室为主导开凿的大型石窟寺，时代前后相连，是北朝时期的主流石窟，充分显示了皇家雕刻的艺术风范，其造像艺术和雕刻工艺往往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对其他地区石窟寺的开凿产生巨大影响。

　　石窟寺的开凿渊源于古代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如果说，云冈石窟较多地保留了西方因素，那么，到了洛阳时期则完成了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国化进程。这一演变历程，是以龙门、巩县石窟为标志的。因此，它们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占有突出的地位。

　　巩县石窟共有5个大窟，三尊摩崖造像。其雕刻之精美、题材之丰富并不亚于龙门北魏石窟造像。比如规模最大的巩县第1窟，窟外崖面以窟门及上方明窗为中心，左右两侧各凿一力士像龛，西龛力士龛上尚保留有菩萨、弟子大型群雕，可能表现礼佛的场面。整个崖面上方雕出一条忍冬纹带，其上雕刻一排飞天。虽然崖面大部分已经剥落，但仍然可以想象当年那气势恢宏的场面，这是龙门石窟外崖面所未见的。又如窟内帝后礼佛图，壁脚成排的神王、伎乐像，平棊窟顶形象各异的莲花化生和莲花忍冬纹装饰纹样也有别于龙门。另外，巩县石窟以中心柱塔窟为主，表现了供养、礼拜佛塔的佛教仪式和理念，这也为龙门石窟所不见，可以弥补龙门石窟洞窟形制等方面的不足。在人物造型方面，巩县石窟造像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类似于龙门石窟北魏造像“秀骨清像”样式，另一种则是面相方圆体态浑厚的新样式，后者明显可以看到南朝张僧繇“张得其肉”塑画风格的影响，为北齐人物丰满样式的确立开了先河。因此，巩县石窟和龙门石窟可以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北魏洛阳时期石窟艺术的特色。

　　巩县石窟佛衣类型反映的洞窟开凿顺序

　　陈悦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

　　巩县石窟位于河南巩县东北9公里洛水北岸的大力山南麓，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44公里。现存北魏后期开凿的洞窟五座，编号由西向东为1—5窟，其中第1窟至第4窟为中心柱窟，第5窟为三壁三龛窟。除第2窟仅凿出窟形即辍工外，余窟的佛衣保存较好，演变脉络清楚。

　　巩县石窟以上衣重层式佛衣为主，有少量上衣搭肘式佛衣。上衣搭肘式佛衣指上衣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搭左肘；中衣与上衣披覆形式一致，左右胸部衣缘各表现出两层。上衣重层式佛衣则在上衣搭肘式佛衣的外面又增加一重上衣。

　　巩县第1、4窟的上衣重层式佛衣表现出由雏形到成熟的演变形式，表明它们之间既有先后顺序，又相距不致过久，对照龙门石窟和成都万佛寺出土石刻造像的情况，巩县上衣重层式佛衣的时间大体集中在胡太后时期（516-528年）。从重层上衣的披覆形式看，巩县与成都万佛寺的更为接近，但巩县与龙门石窟佛衣在腿部皆有瓣状装饰，似为此佛衣样式在北朝的细部变化，巩县与龙门应出自同一设计。

　　巩县石窟第1、2窟分布在西区，第3、4、5窟分布在东区，东西两区之间的岩壁长约27米，划为中区，分布有北齐佛龛40座和唐代优填王像3尊。根据上衣重层式佛衣在洞窟中的演变情况分析，第1窟和第4窟开凿的时间可能接近，第3窟既有上衣重层式佛衣，又出现上衣搭肘式佛衣，其开凿略晚于前两窟，这三窟延续的时间较长，大体集中在胡太后时期（516-528年）。第5窟除出现上衣搭肘式佛衣外，上衣重层式佛衣简化，该窟的完成可能晚至孝明以后至北魏灭亡（528-534年）或东魏（534-549年）初。又据自然区域形势，西区似以第1窟为中心，包括其左右侧摩崖立像，第2窟可能约略同时或稍后，仅凿出窟形即辍工；东区似以第4窟为中心，第3窟较晚，第5窟更晚些。

　　由上推论东西区大约同时组织开凿，主体工程历经整个胡太后时期（516-528年）；西区以第1窟为中心，东区以第4窟为中心，西区第2窟可能与第1窟同时或略晚，东区第3窟较第4窟晚，第5窟又较第3窟晚。

　　巩县石窟与佛教实验考古

　　孙英民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

　　五世纪末到八世纪初，随着当时政治中心东移洛阳，河南遂成当时的佛教中心，佛教的发展异常兴盛，与当时政治结合紧密，对当时社会影响深远，保存至今的佛教石窟正是这一史实最为具体的物化实证。目前在河南境内共发现近30处石窟，在建筑形式、造像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各具特色，从不同侧面反映着河南的佛教历史与文化。巩县石窟因其与北魏洛阳城和龙门石窟天然的地理位置关系，造像的衣著服饰、神态仪表、窟龛装饰及礼佛图、神王像，与龙门石窟一起展现了“中原风格”的因素；而中心柱窟的建筑形制、分层分段式的龛像布局以及平棊窟顶的样式，则延续了更早的云冈模式的因素，体现了其窟龛造像理念的强烈个性。巩县石窟的这些皇家造像风格特征，更对北齐时期皇家响堂山石窟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写着北朝时期皇家佛教造像行为的辉煌历程。

　　为了充分发挥巩义佛教考古资源优势和北京大学科研优势，2013年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巩义市联合成立了北京大学佛教实验考古基地，旨在通过两家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到今年10月份，佛教实验考古已取得初步成果，在青龙山慈云寺景区利用原始方法开凿了三个小窟，还原了北魏时期开窟造像的过程，加深了对古代造像工序的理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随着今后佛教实验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不仅为巩义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也为河南佛教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佛教实验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实验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利用实验手段复制、重建考古发掘所获古人的遗迹遗物，以便更直接地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过程。实验考古项目要有明确的研究目的、科学的构思设计，通过“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开展实验—验证假设—得出结论”的逻辑过程，获得有关古代人类行为的信息，从而支撑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实验考古在国外开展得比较普遍。早在十九世纪40年代，北欧的考古学家就采用实验的方法，动手制作石器并使用这些石器来观察和研究史前石器的制作、功能、使用等相关问题。1960年，考古学家在英国南部Wiltshire郡的OvertonDown开展一项长期实验项目，通过模拟手段来研究植物、土壤以及人工物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期望获得关于考古埋藏遗物变化的资料，设计的实验时间长达128年，“实验考古”遂为大众所知。从此，考古学家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了许多关于实验考古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J·M·Cole分别于1973年、1979年出版了两本关于实验考古学的专著《ArchaeologybyExperiment》和《ExperimentalArchaeology》，A.F.Harding于1999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实验考古如何设计的专著《ExperimentandDesign》。“公众对这些重现的历史或者进行中的实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此，一些实验考古项目也成为公众性的文化活动资源，而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AncientFarm）则是最著名、也可说是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之一。最初该项目仅是一个纯粹的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旨在通过实验活动探索铁器时代农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建筑结构、手工制作活动、到农耕和畜养动物。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实验设想和研究内容。”实验吸引了公众对该农场的持续热切关注，1974年，Buster农场第一次向公众开放，并在此后将公众参与作为项目的一部分。

　　在中国，实验考古在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已经有所实践。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时就进行过石器打制和使用的实验考古研究。此后，随着学科发展，根据不同研究的需要，开展了更多不同类型的实验考古工作。但是，实验考古的手段有明确目的地运用于佛教考古上还是首次。佛教考古实验基地希望在三个方面获得实验数据。

　　第一，古代石窟的开凿工程。佛教东渐之后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通过形象化的手段传播教义，因此佛教又称为“像教”，佛教在传播教义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众多的遗存。但是，这些遗存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文献上只有零星的记载，近些年我们调查了一些古代石窟的开凿遗迹，希望通过实验考古的手段加以验证；

　　第二，文物只能“延年益寿”，不可能“万寿无疆”。佛教遗存面临的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正日益加剧，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等现代化纪录手段在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中正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但是，这些现代化的纪录手段能否达到复原洞窟的目的，通过实验的手段我们能够检测这些纪录手段的优缺点，从而加以改进；

　　第三，文物保护的需要。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够在文物本体上进行保护实验，但是，我们可以在虚拟的实体上人为地模拟石窟寺的病害，实验不同的方法，对文物本体采取有效的保护。

　　佛教考古的相关实验才刚开始，基地的建设完全采取开放式的方式，恳切希望社会各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参与到基地的建设当中来。

　　美术史与佛教实验考古

　　郑岩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北京大学与巩义市文物部门合作的实验考古项目是一项富有新意的工作。研究者聘请民间的石匠，以传统工具和技术，模拟北魏风格，在青龙山一段断崖上开凿了三个规模不大的佛龛。他们利用同一个样稿施工，重建了小龛开凿时不同阶段的视觉效果，将一件作品成长的年轮逐一分解和呈现出来。

　　以往研究佛教考古的学者，主要关心窟龛和造像的年代、主题、风格及历史背景。与传统的研究重点不同，承担这个项目的同仁们特别注重探索造像的创作过程。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单纯将造像看作历史事件和宗教信仰的产物，而同时强调其艺术属性。换言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艺术作品并不只是被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事件、制度、宗教教义所“决定”，他们也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自律性。更为难得的是，研究者进一步由物见人，联系到艺术背后工匠们富有创造性的双手与心灵。实验现场的师傅们是古代匠师在当代的化身，学者们尊重他们，细致地观察他们的工作，向他们请教，与他们对话。

　　在这一实验中，环境、材质、工具、技术、粉本、作者等概念都被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这令我想起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美术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研究范式。持这种范式的学者认为，美术作品由其独特的语言，如构图、造型、色彩等元素形成了自身的美感，观察研究一件作品，也应由这些内部元素入手，而不是其表现的主题和意义。尽管形式主义美术史在60年代以后受到图像学、符号学等新理论的挑战，但时至今日，它仍是美术史学中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形式主义的美术史研究特别注重与材料、技术研究的结合，例如，至今西方不少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仍将铸造技术看作影响器物造型和纹样重要的因素。

　　考古学和美术史本同出一源。在其后来发展中，为了学科的建设而各自强调其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学科无须再关心相邻的姊妹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当年从事云冈石窟考古调查测绘工作的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便是一位学养丰厚的美术史家，他也是形式主义美术史名著，奥地利美术史学家李格尔（AloisRiegl）《艺术风格学》一书日文版的译者。他出色的工作显示出美术史和考古学内在的关联。

　　同样，北大和巩义市文物部门合作进行的实验考古项目，也使得考古学与美术史这两个同出一源的姊妹学科的许多理念与操作方式，再次交汇在一起。因此，这项工作除了可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为深入探讨不同学科之间内在的联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个人近年来游走于这两个学科之间，从私心出发，我也乐观其成。

　　佛教实验考古:模拟开龛过程

　　彭明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今年9月22日至10月17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巩义市政府、市文物局及相关单位合作，在巩义市青龙山慈云寺景区进行了佛教实验考古第一期工作。

　　佛教实验考古是用传统石作工艺，模拟开凿窟龛，通过实验过程了解窟龛开凿的基本工序、工具、工时、人工组织以及工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以期对古人工程营造活动有更深入的认识。规划先由较为简单的龛开始实验，逐步发展到模拟开凿大型石像、石窟。今年首先以巩县石窟第四窟西壁中心龛为原型模拟开龛，该龛1米见方，体量较小，适合作为第一期实验对象。

　　我们通过现场测绘，以该龛的正射影像图为底图进行开龛实验。为反映开龛的进程，除最终完成龛外，我们另设置两个过程龛以反映施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此次实验以忠实地记录工匠施工过程为原则，两个过程龛所反映的营造阶段，也由工匠具体施工过程而定。

　　先期规划之后，首先需要确定开龛的地点。此三龛呈现了一个开凿过程，易于大众理解接受，有一定展示效果，因此选址于景区内人流密集、佛教氛围浓厚的慈云寺附近。在通往慈云寺的道路一侧的岩壁上，间隔分布有适合开龛的石灰岩层和不适合开龛的页岩层。由龛的大小决定了开龛处的石灰岩层厚度需超过1米，慈云寺附近路侧，恰有一处岩体向后退让出了一个较为宽敞的空间，岩面斜侧迎向上山道路，且壁面中间一层的石灰岩层较为完整，适宜开龛，因此将此处岩壁选作实验进行的地点。

　　选址确定之后，需要解决开龛布局的问题：此处岩层略倾斜于水平面，三龛是顺岩层布局呢？还是保证绝对垂直布龛呢？在实验现场，我们以等比图纸模拟两种不同的布局效果，对比后发现，在斜向的道路、斜向的岩层的环境中，整个空间的感觉是倾斜的，因此顺岩层布龛，在这样的环境中比较自然，并不会感觉到龛面倾斜，而垂直布龛感觉生硬，与环境难以融合。这一选择过程提示我们古人开龛造像时也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又如何处理各龛布局与岩层走向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是由此次实验过程引发的新的研究思路。

　　结束规划设计工作后，开龛实验进行到施工阶段，以下简要地介绍施工过程：

　　首先是施工的准备工作。包括搭建脚手架铺设工作平台、设置工程围护以及施工工具的准备。

　　第二步是壁面抛荒，即使用锤子和大钢钎把自然起伏的壁面打凿平整。所使用的锤子较特别，锤身略曲，锤柄不在锤身的正中，而位于其偏后的一端，这样更便于运力。使用的钢钎为圆头，正面平刃，侧面立刃，两个方向都用来去除石料，在抛荒以及后续的造型阶段，都是主要的工具，但抛荒使用的钎头较大，便于粗凿。工匠在壁面上每隔2~3厘米开一鏨。

　　第三步是在抛荒的基础上使用剁斧平整壁面起伏的鏨痕。剁斧两侧都有刃，工匠双手持斧，垂直壁面密剁，此步骤后，壁面基本平整。

　　第二、三步的工作是为第四步粘贴图纸提供一个平面，粘贴图纸前，先用墨线在壁面上划定每个龛的范围，之后以乳胶将正射影像图粘于壁上。这一步对应于古代石窟营造中对照粉本描图的工序，此项工作技术要求较高，现代的工匠已无这方面技能，因此以原型窟的正射影像图代替粉本。

　　第五步是龛内抛荒，即对应图纸，将龛内造像周围的石材去除，形成一内部空间。

　　以上五步工作都是三龛统一进行，2~3人同时施工，耗时4天。在第五步工作完成后，抛荒的工匠离开，由具有造型能力的工匠进行后续工作。

　　第六步是分位出坯，即依照图纸，将龛面轮廓及造像的位置和基本造型确定。

　　第七步是粗成形阶段，确定龛内及周边各部分的轮廓。此步骤中，整个龛面根据雕凿复杂程度不同分为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龛楣、帷幕等装饰部分，虽线条复杂，但为平面线条勾勒的图案，不需要立体造型，雕凿较易；而另一部分是主尊、胁侍、狮子等造像部分，虽为浮雕，但需表现圆雕的立体感，需要立体的造型能力。因此，装饰部分在粗成形确定了纹样的轮廓后就已基本定型，而造像部分在粗成形阶段，主要是确定造像各个方向的轮廓，由于正射影像图所给出的轮廓只有一个维度，补充身体侧面的形态需要精准的造型能力，因此需对应照片不断描图施工。此阶段中专门安排一天前往石窟寺，对原型龛进行观察和测量，补充造像各角度的体态特征，以便后阶段工作的开展。而龛面装饰部分，由于较为简单，完成粗成形工作后，就提前进入打磨阶段，使用的工具为抓子和刀子，抓子和刀子都为扁刃，但抓子在刃面上有两道槽，类似于平整土地用的耙子，利于平整凿痕密布的壁面，抓子刷凿过一遍后，再用刀子进行细加工。这一阶段的工作结束后，龛面装饰和造像两部分的进度有了明显的快慢区分。

　　第六、七两步工作共耗时10天。

　　第八步是造像的细成形阶段，这一阶段由工匠中经验丰富的师傅施工，此前的阶段中师傅主要负责指挥其他工匠施工。此阶段工作是雕凿造像头部、手部、裙摆等部分的细节，加工后造像的形态基本完成。雕凿过程由主尊的头部开始，从上往下施工，再处理胁侍和狮子。以头部为例，首先定中轴线以及五官的位置，再用刃宽1~2mm的钎子精细加工。在造像的细成形阶段的同时，其余工匠继续对装饰部分进行打磨。

　　第九步是整体打磨，用抓子和刀子对造像的表面进行平整，使石面光滑。打磨阶段不仅在平整石面也使用刀子，对造像的细部纹样，如主尊、胁侍身上的细衣纹、狮子身上的鬃毛等进行最后定形加工。

　　第八、九步工作又耗时12天，龛才最终完成。以上施工过程，共计花费26天时间。我们设计的两过程龛，主要反映分位出坯阶段以及粗成形阶段，以对应施工工序和人工组织的主要节点。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这很可能也是古人营造石窟寺时的常见问题，有益于反观古代的开龛工程，此处作简要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布龛与岩层走向的关系，此次实验中采取顺岩层布龛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对岩壁中裂缝的处理，此次实验选择的壁面虽然外观较完整，但平整表面后发现岩石内部还是有裂缝存在。在施工过程中遇到雨天，雨水就会由裂缝中渗出，不仅不利于描线和加工，也引起裂缝附近岩体的脱落，其中一个过程龛的龛楣就被破坏，实验中保留了这一痕迹。岩

　　体裂缝太大，还会严重干扰造型，小型塔龛的开凿就因裂缝造成无法开龛，因此需沿裂缝去除石渣，凿出缺口，再补上石块统一造型。此种问题在古代石窟营造中也会遇到，如云冈19窟主尊胸部有一条很大的裂缝，古人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剔除裂缝填补石块后统一造型。

　　第三个问题是岩壁的凹陷缺损，石作中凸出的部分可以减去，但凹陷的部分无法补充，自然壁面上难免有凹陷和缺损，这对开龛造型都有影响，需要在施工过程中随壁面形势进行加工。

　　第四个问题是造型错误，由于原形龛两侧帷幕部分有较大残损，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工作，但复原中容易出现问题。如龛中一道帷幕褶纹的复原就出现了错误，经过对比观察后，一处能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但另一处褶纹就偏差较大，已无法修改。这种情况，在古代营建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如云冈17窟的一龛，其胁侍头光就进行了调整，原有的错误凿痕仍清晰可见。

　　第五个问题是石面的打磨，原有认识中，造像最后是靠砂石打磨的，但根据工匠的经验，并在对原龛进行仔细观察时发现了其身上残存的刀痕，因此此次实验中选择使用刀子打磨的方式。现代使用的合金工具较古代的铁质工具硬很多，虽加工容易，但仅加工几遍后造像表面就过于光滑，没有了原来的质感。因此实验中尝试了几种不同深度的打磨方式，最后选取了仅以刀子加工1~2遍的方式，留下一些粗疏的刀痕。

　　第六个问题是石质问题，此处石壁石质坚硬，适于造型，但质地过脆，在细加工和打磨的过程中容易崩落，造成造像表面的坑凹，这种缺陷在整个龛面都有表现。同样，巩县石窟中也存在这种情况，这应该是造像后还要衬底上彩的原因之一。

　　以上，是此次佛教实验考古的基本内容，在规划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我们都遇到了不少问题，最后的成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相较于成果，实验考古更在乎的是过程，通过实验过程我们能够体会到古代工匠可能面对的实际问题，以此反观他们的营造成果，提示我们注意造像身上残存至今的施工痕迹，通过它，可以尽可能地回溯古人的营造活动，了解他们为此付出的巨量劳动，其中有时间的消磨但更有设计和施工的智慧，这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难得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