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周瀚光先生研治中国科学思想史已有三十多年时间了。早在十几年前，他与袁运开先生合作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甫一问世，便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所见到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世的时候曾读到过那部著作的写作提纲，他在给作者的信中，盛赞该书的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令人兴奋的进展之一”（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14日“科技视野”专刊）。最近，周瀚光先生又推出了他主编的新著《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对中国古代佛教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阐述。我读了之后，觉得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李约瑟关于中国佛教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大家知道，李约瑟先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和泰斗之一。他领衔编纂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该研究领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其中有一卷题为《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也提出了许多非常深刻的看法和富有独创性的观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发和借鉴。然而因为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有杰出贡献，便唯李约瑟马首是瞻，言必称李约瑟，则有失偏颇。比如他说“在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在古代中国的数学思想中，最大的缺点是缺少严格求证的思想”（[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这种看法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却并不正确。其实，稍微翻阅一下《九章算术》便会发现：尽管其中没有推理和证明，是严重缺点。但是，它有大量正确、并且极为抽象、普适性的术（公式、算法），便是“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而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以演绎逻辑为主要方法全面证明了《九章算术》的公式、算法，则是严格求证的思想（郭书春《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修订本，台北明文书局，1995年。再修订本，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又：Guo Shuchun：The Nine Chapter on Mathematical Procedures and Liu Hui Mathematical Theory.  Seki, Founder of Modern Mathematics in Japan A Commemoration on His Tercentenary.  E. Knobloch etc., Editors.  Springer Volume 39. 2013.）。又如，李约瑟在评价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时扬道抑儒、扬道抑佛，明显地带有他自己的偏好，或者说是一种偏见。他对中国古代的道家和道教推崇备至，认为道家和道教“对中国科技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李约瑟《科学思想史》第175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对于儒家和佛教，李约瑟虽然也找到了一些它们与科技发展的联系，却说，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同上书，第1页），又说：“总起来说，佛教的作用是强烈的阻碍作用”。（同上书，第444页）李约瑟对儒家和佛教的这两个否定性结论，后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争议和批评，并由此而将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周瀚光先生对于李约瑟虽然钦佩，却并不迷信和盲从。他不赞同李约瑟扬道抑儒、扬道抑佛的观点，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对中国古代儒家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他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认为古代儒家虽然有一些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和表现，但从总体上看，儒家对古代科技的发展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其积极促进科技发展的一面是主要的。这个观点刚提出的时候和者寥寥，但经过学术界十几年的反复讨论，现在已经得到了许多海内外学者的认同，其中也包括了已故的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如今，周先生又在他的新著《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总体肯定中国佛教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观点，对李约瑟扬道抑佛、否定佛教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和挑战，令我们对他的学术勇气和创新精神充满敬意。

 

　　

 

　　令我们充满敬意的还有他和他的团队的严谨扎实的研究态度和写作风格。周先生的新著共约50万字，由一个绪论和十二章组成。全书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结构严密，资料详实，言之有据，论证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首先，该书揭示了中国佛教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特点：（1）强烈的入世精神；（2）高度的适应能力；（3）精致的思维水平。而正是这三个重要特点，为中国佛教参与科技活动并进而影响科技发展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其次，该书详细考察了中国佛教介入古代科技发展的四条主要途径：（1）佛教经典中内含有非常丰富的科技知识，历代高僧们通过译经把这些科技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充实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2）早期印度等地的一些科技知识，虽然并不一定是佛教所发明或专有，但却是通过佛教传播而带入中国，从而使这些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流传并发展。（3）中国古代的佛教徒们（包括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佛教徒以及信奉佛教的在家居士们）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科技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科技成就。（4）中国古代的非佛教徒科学家们，由于受到了佛教科技知识的启示和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也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三，该书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对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一方面按照历史进展的顺序，分别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内佛教演变的情况及其与当时科技发展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按照现代科技分科的门类，分别考察中国佛教对古代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工程学以及古代技术等各门学科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最后，该书探讨了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发展产生影响的内在教义原因，认为佛教的教义中虽然有一些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但也存在着很多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内容，例如“因缘”理念对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变化规律的猜测和观照，“因果”理念从伦理世界向物质世界的延伸和推广，“五明”修学包含了工巧明、医方明和因明等各种与古代科技相关的知识等等。该书认为，判断一种宗教总体上对科技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主要可以从宗教徒的社会实践和宗教教义两方面来进行考察，而宗教教义又只能通过影响宗教徒的社会实践之后才能产生它的社会效果。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通过多种途径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并且在古代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工程学以及古代技术等各个领域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总起来说佛教的作用是强烈的阻碍作用”（李约瑟语）呢？有什么理由不承认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发展主要起到了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呢？

 

　　

 

　　我读了周先生的大作之后，深为书中的主要论点和详细论证所折服。周先生的这个观点虽然不一定所有人都能马上同意和接受，但其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持之有理，至少可以自成一家之言。该书涉及到中国佛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两大领域，其中中国佛教史又包含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支脉，中国科技史则包含了天算农医和古代技术等各个学科，整个历史又涵盖了上下几千年的时间，故其研究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其中出现一些问题和漏洞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书中有一些重复冗繁之处，文风也不够统一。但是我觉得，一部学术著作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提出自己独创性的观点和见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而这些新观点和新见解的提出又是建筑在认真踏实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之上的，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故愿意对该书做一评论，并向所有对这一课题有兴趣的读者们郑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