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众志成城、砥砺奋进、春风化雨，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习总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对于我国宗教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实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日益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实现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日益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实现了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日益得到全面保护；同时也实现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发挥的作用日益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与发展令人深为感慨。可以自豪的说，我的成长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的生活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与改革开放共成长。

改革开放初期，正值我风华正茂的年纪，当时杭州的大街小巷还处于一片朴实和贫穷的景象，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对于我来说，每天除了繁忙的工作以外，基本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出去旅游、聚餐、KTV等娱乐活动。佛陀曾说“因缘不可思议”。上个世纪80年代我父亲去世，按照当地的风俗要请法师做佛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佛教。随后我参加了上天竺举办的“观音七”，并皈依了上天竺的新融法师，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去寺院烧香、礼佛、做志工、翻阅佛教经典，探索佛学哲理……，这也成了我年轻时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回想当年，杭州开放的寺院并不多，也就灵隐寺、净慈寺、上天竺和三天竺。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即应。我在1989年于江苏省海门市出家。说起我的出家原因，只能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或许说，父亲的去世，成就了我出家的因缘；或许说，当时与我所读的《弘一大师传》有关……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新中国宗教也迎来了它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号召，展开了党在宗教工作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征程。 1979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文章，明确指出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和国家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长期政策”。1982年3月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中国党全面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标志，极大地完善和发展了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

伴随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贯彻，1990年上半年我考入上海佛学院读书。那时候的上海佛学院是在崇明岛上，地处长江口，相距上海市区甚远，交通不便，有时遇到大雾或者台风，来往船只就会停航，因此有人戏称崇明岛是“上海的西伯利亚”。当年，上海佛学院安排在崇明岛，是赵朴老的意见，虽然条件艰苦，但远离尘嚣，有利于学僧们的安心学习与修行。

我在1990年到1997年这段学习期间，所接触到的很多佛教信息、佛学研究动态与成果，大多来自于中国佛教协会刊发的《法音》杂志。不过，在这个时期，我国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1年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使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重大发展。1993年同志把党的宗教政策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对“相适应”理论作了精炼的概括。

1997年5月，应当时杭州市佛教协会俞昶熙老会长的邀请回到杭州，在中天竺法净禅寺担任监院。当时杭州市佛教协会俞昶熙老会长已经在中天竺开办杭州居士学佛班，这是当时杭州唯一的面对信教群众开办的学佛班，参加学佛班学习的信教群众逐年增多。第二年春，杭州市佛教界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我提议筹办杭州佛学院，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于是，在杭州佛教协会俞昶熙老会长的要求下，开始筹办杭州佛学院。最早我们因陋就简，在中天竺法净寺内创办“杭州佛教僧伽进修班”，2004年佛教研究所成立，2006年春经国家宗教局批准，正式更名为“杭州佛学院”，2010年杭州佛学院法云新校区落成，部分师生搬迁至新校区，开启了杭州佛教现代教育新篇章。

其实，杭州佛教现代教育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初月霞法师在上海创办的华严大学，华严大学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转迁至杭州海潮寺办学，可称为杭州佛教现代教育之始。之后，杭州在昭庆寺开办了“僧师范讲习所”；1946年，在今天西湖新十景之一“灵峰探梅”的灵峰寺，太虚大师亲派演培、妙钦、会觉以及在若瓢、巨赞等的努力下，兴办武林佛学院，并培养了妙峰法师（美国中华佛教会会长）、自立法师（菲律宾隐秀寺住持）、唯慈法师（菲律宾普贤学校校长）等一批佛教人才，使武林佛学院一度成为青年僧人向往的佛学殿堂。

杭州佛教事业在这段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举行了释迦佛螺髻发舍利供奉，雷峰塔开光；主持木鱼老和尚、定本老和尚的方丈升座，开展佛教学术活动，举办法务活动等。同时，党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年7月底，木鱼老方丈圆寂。2007年初我应邀住锡杭州灵隐寺。此后十年，正值我国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灵隐寺严格按照《宗教事务条例》，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教、依法管理的方式，对景区的整体改造、环境整治、寺院规模的扩大，成效显著。同时在这十年里，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杭州市佛教协会承办的“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多次在杭州举办；2011年“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基地”落户杭州。同时还致力于传播佛教文化，承办世界禅茶大会，举办开茶节、禅茶文化论坛；开展佛教书画展、腊八粥申遗、五教同行慈孝文化节；2003年开始举办吴越佛教文化研讨会；积极开展社会慈善活动，为佛教界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创建了众多新模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如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强调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习总发表重要讲话，就宗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对宗教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宗教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开启了宗教工作新阶段。2016年习总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2017年8月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起施行。

新时代彰显新特点，新时育新思想，新时代催生新目标，新时启新征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坚信，中国佛教界及杭州佛教界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紧密团结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