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宽静法师在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图片）
编者按：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佛教与公益慈善分论坛在福建莆田举行，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宽静法师向本次论坛提交论文《佛教中国化与禅宗中国化刍议》。以下为论文原文：
2017年10月，习总在中国党第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宗教界正在努力践行宗教中国化的主题，让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氛围下培育成长起来，佛教作为中国化程度最高的宗教之一，今天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对其中国化加以研究和讨论。
壹· 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说到底是可以分为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这两方面来加以讨论，而且这二个问题代表了佛教发展的不同方向与结局。
前者是是指外来的佛教经过中国佛改造之后，走上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之道路。后者则是指的佛教在中国发展与影响力，即佛教化中国的能力，换句话也可以说是佛教化中国。学者指出：
就‘中国’化‘佛教’来讲，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播到中国，必然要适应中国的政权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序列，以此视角分析，佛教必须要中国化，否则佛教何以在中国立足？是以东晋高僧道安高举‘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积极全力推动佛教的中国化。
而第二个视角是就佛教本身传播佛法的核心价值与目的来讲，无论佛教如何在中国，或主动中国化，或被动中国化，对于佛教僧团来说，其得以维系几千年延绵不绝的秘诀在于：佛教核心方与价值论的代代传递，这就是法身，这就是慧命。
以此视角则佛教从来没有被中国化，而是将其核心的方与价值观传到中国，斯谓‘佛教’化‘中国’。
也有人认为：‘中国化佛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长期自然演进之‘结晶’与‘成果’。而这样的‘结晶’与‘成果’，在传统中国，主要显现为天台、华严、禅与净土等大乘宗派；而在近现代的中国，则主要是以‘人间佛教’为代表。
或者说‘中国佛教化’（或‘佛教化中国’、‘佛化中国’），则是指：中国社会与文化，究竟是全部或部分，是高程度或低程度地被佛教所渗入与同化的问题。
现在可以使用‘佛教再中国化、或是’佛教中国化的再深化‘等词，可能是较为恰当的称谓。
还有人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谈佛教的中国化问题，认为参考佛教中国化的座标系是中国文化三次盛衰发展变化为背景，而不是以中国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传入、鼎盛和衰落为分期来谈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
自道安大师之后，中国佛教一直在沿着道安大师所创立的原则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佛教中国化的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佛教中国化的方法原则：随机立缘，不拘不泥之三个原则在不断地进行中国化，现在则是站在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佛教又将面临着全面地第二次中国化。
中国佛教唯有成功地完成第二次中国化，才有可能全面融入当前中国大文化的创新，大中国的崛起，才有可能通过第二次中国化而真正走向中国佛教的世界化。
中国化和佛教化这两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讨论过，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常认为，佛教的中国化是从道安开始的，到了禅宗的成立是中国化的第二个节点。
隋唐佛教则继承了南北朝佛教的二个核心意图，并最终完成中国宗派佛教的创立，并完成佛教教义与佛教实践的完全地中国化。一部《六祖坛经》，用最为质朴简练的中国语言、逻辑、文化背景，精确地阐释出印度佛教的核心要义与方，标示着印度佛教完美中国化的最高峰。
到了当代太虚是中国化的第三个节点。这三个节点各有自己的特点，净慧法师把这三个节点称为中国化、生活化和现代化三段，亦即道安法师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慧能是佛教生活化的开端，太虚是佛教现代化的成立，学者认为在唐宋之后中国国力与文化开始触顶式微。
已经第一次完成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已经是同呼吸，共命运。因此，自晚清之后，中国佛教就已经自觉拉开中国佛教的第二次中国化序幕，积极融入中国第三个由衰向盛转变的际遇。
我们不否认这一次中国佛教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站在大国中国的背景下来看待宗教中国化的问题，大国身份一定会有与大国匹配的宗教，这就像大国要有大国的文化一样，中国大国肯定会有大国宗教的身份，而最能够体现大国宗教身份的内容就决定于信徒人数、历史文化的厚重和在世界的影响力等等几个因素，就佛教而言，中国佛在世界上数量最多，中国的佛教现在历史最长，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元素，经典、仪轨以及民俗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的佛教从唐始就外传东亚日本和韩国等地，近代以来又传到了东南亚与欧美等国，这些因素充分证明中国佛教具备了大国佛教的特点，在世界佛教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当代的佛教现代化与世界化这两个大的中国化课题的转变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学者说：在中国历史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
现代化和世界化是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前提，从道安到现在是不是只有一次佛教中国化运动，这一观点可能应该有所再议，但是隋唐时期的宗派运动与后来佛教实践所产生的的中国化特色是不能否认的，正因为有了历代祖师的中国化历程，才使中国的佛教充满了中国特色，中国文字翻译与撰写的佛教书籍，中国佛教自己创立的特色仪轨，以及中国佛教的宗派理论都是中国化佛教的特色产物。
今天我们再次提出中国化这个问题，虽然是缘由政府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问题而引起的，但是就中国佛教来说，应该说它已经基本上呈现了中国化的面貌了。
二千年的中国历程，已经超过了印度佛教自身一千年的历史，印度没有保存像中国这么多的印度佛教资料，换句话说印度佛教的基本资料主要在中国被保存下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佛教史上的资料最早与最完整的不是梵文的，而是用汉文撰写的，我们有理由说佛教传入中国，就已经进行中国化的实践了，并且随着佛教在后来的发展，在中国佛教的身上越来越多地被理所当然地中国化了。
例如佛教自传入中国不久，佛门就有劳作风尚的形成，这体现于道安大师于修行过程中、坚持常年不辍的劳作的佛教史实的记载之中；佛门劳作风尚的产生，应与中国农耕社会的现实境况相适合。
禅宗的普请法是汉传佛教丛林清规中最重要的一项规制和最显著的特征,被看作是禅宗对印度佛教进行的最大改革之一。
普请法的推行农禅制度，为中国僧人斋堂素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中国佛教制度史上一个重大创新之举。
禅门清规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清规又进一步推进了佛教中国化。使佛教的中国化，不但表现在佛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的结合及创新方面，更表现在清规戒约方面对中国礼仪制度及伦理规范的汲取和借鉴。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没有制度的保障是不可能传下去的，而制度的施行必须要跟上当地社会的发展，包括语言的使用，生活的习俗等等都与佛教的传承有着重要关系。
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同意们使用当地的语言宣讲佛法，佛教传入中国只能使用汉语，只有这样佛教在生活上才能与当地的情况相结合，这些道理已经有过很多文章与书籍论述过，这里就不必再重复了。
今天我们再次做一些强调，就是要说明佛教是中国宗教中国化中程度最高的宗教，也是宗教走中国化道路的最好借鉴，犹如将普请法作为中国禅宗最重要的一项规制和最显著的特征而提出来，把它作为清规的基础，离开了普请法，禅师就无法生活下去，清规则是实践普请法的制度上的保障，所以农禅制度强化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近一百年来由于受到了西方传来的溯源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有所回溯到印度佛教，但是在当代中国佛教界的实践中，仍然还是以中国传统的佛教为主，所以对待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从佛教界本身来说，已经非常中国化了，当然它还有进一步中国化的必要，不过现在强调这个中国化，更多地是从倾向性与自觉地与政府和执政党保持一致的思想层面来讲的，因为这就是道安大师所说的法不依主，则国事难立的实践。
清规说：佛以慈悲为化,天以好生为德,然而下民自孽,致感失经背常之事,吾徒当本国朝度僧之意,为民祈祷,宜加精恪,昭回佛天慈好之心,庶几祸消未萌,菑变为福,其如是复何,安居逸食之媿乎。
在封建社会，不管是佛还是天，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定安而设置的尊上神，佛教界既为佛的子孙，天的子民，就要发挥佛天慈好之心，为民祈祷，变祸为福。
对佛教界来说，太虚指出：诚能如此无间进修与尽量宣传，在大乘位上即为十信等菩萨之位。果能依此建立僧宝，提高民德，则佛法日见昌明，社会日益安静矣。此因教化之环境改变，故宏教方针亦应取其所宜而适合者。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佛教中国化在上的自觉认同，就是要佛教界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地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接受党的领导，配合政府的工作，带领广大信众建设美好的国家，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胜利过度，真正做到上的自觉认同。
从学术层面来讲，中国佛教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构建中国化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佛教再中国化或者说佛教中国化的再深化，因为佛教的理论里面还很多来自于印度佛教的教义思想，而这些思想虽然在历史上不断地受到中国佛教的祖师们的消化与创新，但是在这一百年来却又因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佛教的理论开始有了回到印度的原教旨倾向，诚如有些人所说的要回到印度的清净佛教的今不如昔的思想，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然而历史毕竟是曲折前进的，真正要让佛教回到印度，这只是一个理想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向前进的认识，要让中国佛教始终与社会发展的步伐一致，努力走与社会相结合道路，发挥佛教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社会走出新面貌。
有人认为佛教中国化方向路径，基本还是可以沿着道安法师、怀海禅师、太虚法师所提出的理念前行，但是我仍然认为在提到佛教中国化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佛教现代化与佛教国际化，正如前面所说，这二个化是二千年来的中国化的必然前结果，也是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前提，所以当代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应该特别强调一、跟随中国现代化而完成现代化的改革。二、融入中国的大文化的创新，自觉得融入全新的中国体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从而积极完成中国佛教的第二次中国化。三、基于成功的、全面的第二次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必然跟随中国大文化的崛起而完成中国佛教的世界化之三个要点，将中国化与佛教的现代化和佛教的国际化放在一起来看待，循着这个思路来完成中国佛教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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