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韩中佛教交流史中的核心人物，不可不提及玉观彬（1891~1933）。他与太虚大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近代中国佛教界改革的代名词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1931年举办的中国佛教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太虚大师就任会长，玉观彬在其不可没。诸如此类，玉观彬在近代中韩佛教交流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玉观彬曾为重建大觉国师义天重修的杭州高丽寺，而四处奔走努力，积极推进将高丽寺重建为面向未来中韩佛教交流核心的计划；与此同时，尽力对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玉观彬对于佛教事业的促进，从解救众生和宣扬佛法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他宏远的佛教哲学思想。

　　为制造良药救济平民，帮助无产阶级，同时弘扬佛教的事业，玉观彬创设佛慈药厂，计划建立普法教团。可以说是韩国最初主张人间佛教的人物。其死亡后，太虚大师在其主持的追悼会中“玉居士为我们导师的真正信徒”，“为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最忠实而奉行教义的”，甚至将他比喻为“目连尊者”，可谓盛赞之至，以及“其对于振兴佛教事业，积极努力，尽忠效劳，想唤醒僧俗信徒，个个自觉。”从这些评价中可知他对于中国佛教界的重要贡献。

　　尽管如此，但是当前学术界对于玉观彬的研究尚不尽如人意。甚至对于他基本生平的有力研究，都乏善可陈。中国学界将他看做是中国人，而韩国学界则认为他是韩国人。现有研究，多有粗略不足之处，其中观点虽各有理由，但未为准确详实；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不难对此有所判断。

　　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玉观彬来上海之后变更为中国国籍，尤其被韩国人看做亲日派、变节者的主要原因。其次，关于玉观彬的材料并不丰富，他来到中国后正式皈依佛教，为佛法中兴而努力的同时与中国佛教界人士积极往来交游。为了中韩佛教的交流，积极与韩国佛教界代表人士韩云龙、权相老等人沟通，促进杭州高丽寺的重建。

　　但是，他的主要活动舞台在中国，韩国方面的资料流传甚少，因此韩国佛教界对于他的研究几乎没有推进。最近七八年间有四五篇论文发表，韩国国内也开始了对于他的研究，但对于他的正确评价，还十分不足。

　　本论文亦此问题为出发点，继承现有的研究成果，再次探讨其中尚未深入的研究领域，以及错误地认识。同时考察玉观彬对于近代中韩佛教交流的作出的贡献，尤其是他与太虚大师的关系及其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杭州高丽寺重建的缘由，中韩佛教史中他的重要性等问题。但由于篇幅所限，玉观彬的佛教主张未能尽述，唯有今后另文具述。

　　对于近代中韩佛教史中玉观彬地位和重要性的研究，最初始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心川先生、黄夏年教授作为初次研究近代玉观彬对中韩佛教界的贡献的学者，高度评价玉观彬，并认为他是推动近代中韩两国佛教关系十分重要的人物之一。并他们根据冯明政《玉慧观先生略历》，认为玉慧观是在韩国出生的中国人（华侨）。太虚大师等中国佛教界亦将玉慧观看做是在朝鲜成长的中国人。

　　与之相反，曹永禄教授与金光载等为代表的韩国学术界则认为玉慧观是韩国人。与当时居住在满洲和上海的韩国人类似，为了生存与事业的需要而改换中国国籍，因此应是他韩国人。相较之下，笔者更为认同后者的意见。其理由如下：

　　首先，在被暗杀之后的审问中，玉观彬的儿子玉仁泰说自己的父亲是韩国人。其次，从推进高丽寺重建的过程中，他的用语，即“我丽朝文宗”……，“以我们（朝鲜）用我们的力量……”，“故国的天……”，“我们国家与中国佛之间……”等等，几乎用于第一人称，从此可见他以朝鲜为自己祖国。

　　再次，中国学界主张玉观彬是中国人的主张唯依据冯明政的《玉慧观先生略历》。此叙述为玉观彬去世后所整理。通过当时取得中国国籍，以及其中国夫人与家人生活情况来叙述，而没有深究其国籍。何况当时住在中国的有些朝鲜人为了生存与事业的需要而归于中国国籍，是不足为怪。因此根据他死后整理的生平，将之认为是中国人未为恰当。

　　玉观彬1926年11月14日上海尚贤堂听了太虚名为《佛法应如何普及今世》的说法后，深受感动，并受戒，法名“慧观”。玉观彬评价在当时弱肉强食、侵略主义横行的末法时代，太虚上人是解救饱受苦痛的众生，同时复兴东方文化，革新佛教正派的哲人。之后，玉观彬在经济方面成为太虚上人最为主要的支持者。

　　1927年与太虚大师商议，建立“佛法僧苑”展开了名为“新僧运动”的佛教改革运动。正式在玉观彬的经济支持之下，佛教的改革运动可以推动起来。此外，玉观彬还积极支持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先锋，就是佛教杂志《海潮音》。它不仅财政上大力支持，而且太虚大师1927年春开始厦门南普陀寺驻锡闽南佛学院而离开上海，《海潮音》遂面临停刊的境地，玉观彬直接接受杂志，就任社长，代替太虚大师管理和发行杂志约有1年。

　　在中国佛教界太虚大师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于1931年4月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任会长，玉观彬被选为执行委员。玉观彬被暗杀后，太虚大师的在家王森甫评价：“（玉观彬皈依后）其在这七八年的长时间中，对于谋（太虚大师）振兴佛教的事业，从未稍辍；且导师在沪积极运动佛教新事业时，他极力拥护，帮忙。”“凡关导师所欲为之佛教事业，无不极力赞助。”“其对于大师指导下之《海潮音月刊》，精神与物质，亦曾予以相当的帮助。”从中可知在太虚大师的改革运动中玉观彬之重要地位。可以说，有了玉观彬的大力支持，太虚大师更有力地推动佛教改革运动。

　　1933年8月1日，玉观彬被刺杀，第二天在庐山的太虚大师接到了来电。 “噩耗传来，大师悲甚”，书函指示各地们念佛超度并追悼他。8月10日汉口和上海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太虚大师的芝峰法师评价玉观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一名忠诚的佛，并说“玉居士为我们导师的真正信徒，自从皈依三宝后，非特忠实于我们的导师，且为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最忠实而奉行教义的。”甚至于他把玉观彬来比喻释迦牟尼十大中最为神通的目连尊者被人打死的事例，表达对他的高度赞扬。

　　从中不难理解当时中国佛教界对于玉观彬的评价。当时的追悼词都强调振兴佛教和解救众生两个方面归纳玉观彬对于佛教的贡献。实际上玉观彬通过生前的事业努力实践着这两个理念。1927年1月发行的《佛教》杂志第三十一号登载的《佛教汇报》中， 留下了有关“设立佛教制药公司”的背景：“玉氏（玉观彬）与中国佛教一起合作事业，……附设慈悲医院，以施诊施药来救济无产同胞，佛化弘扬的事业的目的，佈教堂建设计划”。

　　换而言之，佛教制药公司的宗旨是救助平民与弘扬佛法为核心，从中可见玉观彬的佛教哲学和理念。其后《佛教制药公司简章》中所述，佛教制药公司设立目的云“本慈悲心制药施医普济众生弘扬佛化。”可以说是“为了众生，依托佛法，现世佛教”，即体现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和精神。

　　依据前文所言，玉观彬对于佛教运动比任何人更要积极，尤其是对佛教改革派太虚大师十分支持和帮助。根据前面太虚大师们的证言中可以了解，他完全地过着虔诚的佛生活。从他遗留下的旨趣中，了解他对于佛教与众不同的热情与实践。因此，他在重建高丽寺的事业中所表现出的，也并非一个佛的功名心与爱国心，而是为了继承大觉国师的遗言，同时也反映着解救众生与弘扬佛法的玉观彬的理念和愿望。

　　在此简单地介绍玉观彬提出的重建高丽寺的目的：首先是继承大觉国师报恩与弘法的遗志，通过高丽寺的重建，使之作為中韓佛教交流源流与傳授的道场，同時希望高丽寺可以成为未来中韩佛教交流的的中心机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玉观彬通过国内外多种渠道寻求帮助，向太虚大师等中国佛教界有名望的人介绍其意，号召人们续中韩佛教之旧缘，为了未来在高丽寺重建过程中中韩佛教的紧密协作与交流而努力。

　　对此，太虚大师演讲“大致谓唯佛教无宗族国界之分……故形式上虽有国界之名，而实际则久已打成一片云云。”强调中韩佛教的一致性，中韩皆为一个佛国土，与玉观彬之主张相互呼应。其中强调说中韩佛教界帮助太虚大师解救末法时代的众生而努力。

　　玉观彬誓言说，在重建高丽寺方面，万一韩国国内形势不如人意，难以获得资金上的支持，本人一生托钵行乞亦要实现这一事业的信念。从中可以理解玉观彬对于重建高丽寺的坚定决心。

　　玉观彬重建高丽寺的计划和信念，并非一时兴起的决定。玉观彬最少1926年9月6日之前开始就立志要重建杭州高丽寺。一方面作为计划中的一环而准备巡礼计划，向中国居士购买土地，同时准备筹备委员会并率先捐赠财产作为重建基金。为了海印寺的经典，奉藏于高丽寺，向韩国方面要求印刷经费的初步结算单，这些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一步步推进重建计划的实施。

　　至于玉观彬为何有停止高丽寺的重建呢？与现有的研究相同，他帮助太虚大师法苑的建立时，投入了过多的经费，同时帮助他的重建计划的边东华被日本逮捕的因素等等。但是玉观彬不得不暂停高丽寺的重建工作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韩国方面的消极反应。

　　玉观彬对于高丽寺的重建，早在1926年9月6日之前就已立志重建，从当日的书信，以及9月23日，10月4日，11月26日，12月1日，12月14日等至少6次以上的通过书信希望得到韩国方面的支持，但是却没有看到给与支持的回信。或可以推断玉观彬对于韩国国内反应的失望。

　　其次，韩国方面一直认为把他看作韩奸，以及与韩桥社会各种的冲突，导致他暂时放下与韩国的因缘，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制药厂的经营，和太虚大师的中国佛教改革中去，而得不到国内呼应的高丽寺重建工程只能暂时中止。

　　总之，玉观彬不仅仅是太虚大师的大力支持者，而且他是“人间佛教”理念的实践者，可以说他是在韩国第一位“人间佛教”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