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代表建议修改文物保强化文物保护与利用

全国代表黄细花认为，文物修复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然而，对于偏远地区的村民来说，他们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毁容式修复文物的现象频繁出现也就不难理解。

我在微博上发布的文物修复对比图，居然会在网上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这确实是我没想到的。敦煌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许鑫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许鑫发布的图片显示，这处位于四川安岳峰门寺的摩崖造像被重绘之后，颜色艳丽且丧失了原有的神韵。微博发出后，一波土味审美浓妆艳抹辣眼睛的差评纷至沓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于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现存文物点数量庞大，但专业文物保护人员极度稀缺，两者处于极度不平衡状态，这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为了文物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不能仅靠文物保护部门一家，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理解。

全国代表、广东省第八批援藏队副领队、林芝市鲁朗景区管委会主任黄细花长期关注文物保护工作。在她看来，毁容式修复让人心痛，文物一旦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子孙后代只能通过图片去了解历史与艺术。为了能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工作，建议对文物保进行修改，将文物保护和利用纳入法治轨道。

监管不足是重要原因

对于摩崖造像重绘一事，四川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发布声明称，1995年6月，当地群众自发捐资，对峰门寺进行维修，修建了保护房30余平方米。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群众聘请工匠对龛内造像进行重绘。时任安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知道该情况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主尊造像已被重绘，便立即予以制止，并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其余造像未被重绘，至今仍保持原貌。

于春曾长期在四川进行佛教造像考古调查和研究，对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非常了解。于春介绍说，专业的文物修复有一套严格的审批手续，每件文物的修复需要提前制定合适的修复方案并向上级申请，方案审批通过后才可以开始施工。

在于春看来，摩崖造像重绘事件的发生，凸显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一些难题。

四川省是文物大省，仅安岳县就有两百余处摩崖造像。与丰富的文物资源相反的是，上世纪十年代，整个安岳县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只有两三人，且他们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文物保护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安岳县的文物保护点每天有人看守是不可能的。于春解释说。

辽宁绥中最美野长城遭水泥硬化路面、浙江温州清代古桥五孔变四孔、安徽凤阳明中都电钻起城砖……文物修缮不当事件多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其中，既有像四川安岳摩崖造像被群众私自修复的事件，也有不少各地文物保护部门组织的专业修复事件。

由于专业的缘故，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研究生孙珩铭专注于长城研究。在多次对京津冀地区的野长城进行野外考察后，孙珩铭对我国长城保护现状颇为忧虑。

在很多地方，文物局设立的文物保护标牌成了摆设，起不到任何作用，附近村民偷砖回去盖房子也没人管。用水泥砌城墙算轻的，我还见过用水泥直接抹平垛口的，没有了垛口还叫长城吗?孙珩铭对记者说。

孙珩铭说的用水泥抹平垛口的长城，是2016年9月被媒体曝出的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有关报道。当时，国家文物局在调查后发现，工程确实使用了少量水泥，共有780米长城段落存在三合土抹平现象。

对此，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事情发生之后，国家文物局一直在反思，绝不推脱责任。我们缺乏后期的监管和跟踪，检查缺位，没有掌握工程情况。两年了地方初验没有上报，我们确实存在管理缺位。不回避，一定要把长城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人力、资金等因素而导致的监管不足，正是当前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明显问题。

文物保护经费紧缺

多位专家指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存在两大短板——群众保护意识欠缺和保护经费紧缺。

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修复师史彤说，四川安岳摩崖造像就是一个典型。村民没有途径获取文物修复资源，只能集资修复佛像，但工匠的修复水平和审美水平有限，导致修复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毁坏文物的现象。

史彤介绍说，文物修复应坚持最小干预、可识别性、可逆性的原则，即最大程度保护文物原貌，保存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保留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非专业的修复对文物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黄细花同样认为，文物修复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然而，对于偏远地区的村民来说，他们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毁容式修复文物的现象频繁出现也就不难理解。

此外，经费不足也是困扰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的一大难题。

一方面，我国对文物保护的投入虽有增加，却依旧负担不起数量巨大的文物点修缮与保护所需的费用；另一方面，文物保护工作者收入普遍偏低，仅仅能够维持生计，极大打击了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积极性。于春说。

2018年，财政部预计拨款约31.94亿元作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的文物维修保护、文物安防、消防及防雷等所需支出。而在专家看来，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而言，这些钱远远不够。

于春坦言，尽管国家对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财政拨款逐级下发到各个省市县后，只是杯水车薪。此外，财政拨款分配不均也是一个问题，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物点，有着很大的差异。

文物保护工作者付出与收入不对等的现状，也让从业20多年的于春感触颇深。以陕西省为例，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整体偏低。野外考古的补助也在逐渐降低，现在每天的补助仅80元，还听说即将被完全取消。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本就无利可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如果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将会打击大家对工作的热情。

对此，于春建议提高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让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真正成为一件令人羡慕、受人尊重的工作。

修法提升文物利用率

在黄细花看来，文物修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然而，我国有关部门在文物保护方面却走向了另一种认知误区。

很多地方，一些部门为了保护文物而把文物‘藏’起来。这样的做法，表面上来看是为了不让文物出现损毁。但实际上这一做法不仅无法体现文物的价值，还造成了文物资源的浪费。黄细花说。

黄细花提出，保护文物要护用并举，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加强对文物的利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展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黄细花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整合为文化和旅游部，将有助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而且，文化和旅游是相辅相成的，文物观赏可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观光旅游则可以推进文物古迹的活化。

文化和旅游的结合犹如一支强心剂，为我国文物保护的未来注入了新的力量。充分挖掘文物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既能提升人们的文化水平，又能够实现经济效益。黄细花说。

在黄细花看来，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其中，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文物保。

在2016年全国会议期间，黄细花联合8位代表对当时的文物保修订草案(送审稿)提出了修改建议。黄细花等人在建议中指出，送审稿仍保留了太多限制文物利用的约束性条款。

2018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合理利用文物、让文物资源活起来方面作了很多有益探索，但是不少馆藏文物展出率低，藏在深宫沉睡，养在深闺人未识，对文物价值的研究阐释远远不够，文物资源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价值还没有充分释放，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网络手段的展示方式还不多。

文物保护工作，既要讲究保护也要强调利用，这些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撑，对此，可以在文物保修改时予以考虑。黄细花说。

许鑫对此非常认同。许鑫介绍说，敦煌研究院一直以来严格遵守文物保、《中国古迹保护准则》等法律法规。此外，为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还根据自身需求起草制定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规划总体规划(2006-2025)》等，依法精细化管理的做法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于春指出，文物保近年来虽几经修改，但对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改善。建议在文物保中明确规定，将文物保护内容纳入到中小学生的教育之中，通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方式，推动文物保护工作理念在整个社会的展开。

现在最重要的是宣传，保护文物不是文物保护部门一家之事，需要动员整个社会投入到保护文物的行动中来。对中小学生进行文物保护教育，让文物保护意识深入学生群体，再由他们带动、影响整个家庭。于春说。

(本文转载于凤凰佛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