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雪域高原，圣洁的土地，从古至今，虔诚的佛教信众一步一拜，五体投地，以身体丈量通达圣地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唯有信仰才能安顿心灵。按照藏传佛教的教义，佛不生不灭，以种种化身普度众生，活佛就是佛菩萨在

纪录片《圣途》解说词权威发布——第五集《身后家园》

序：
雪域高原，圣洁的土地，从古至今，虔诚的佛教信众一步一拜，五体投地，以身体丈量通达圣地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唯有信仰才能安顿心灵。
按照藏传佛教的教义，佛不生不灭，以种种化身普度众生，活佛就是佛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活佛肉身会死去，而活佛还会转世，继续弘扬佛法，普渡苍生。
然而，1792年西藏一个活佛世系，在传承了十世，四百多年的时间后却戛然而止。
两百多年前，是什么让乾隆皇帝作出这样的决定呢？西藏地方发生了哪些影响深远的变革呢？
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一座石碑以另一种方式，记载了当年反侵略作战的艰苦卓绝和最后胜利，1788年和1791年，清王朝先后两次被拉入了一场反侵略战争中。
这也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两战。
1792年反侵略作战平息开始，奏报便连接往返西藏地方和清中央政府之间。厘清战事源起及全程脉络，标志着反侵略作战后大规模善后行动的全面开启，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这次善后不仅仅是医治战争的创伤，还要彻底清除引发战争的隐患，而这些隐患深藏于西藏地方原有的政教制度中，由此，清朝时期影响深远的西藏制度变革的大幕开启了。
仲巴活佛，扎什伦布寺大总管，六世班禅东行朝觐使团中的重要成员。乾隆皇帝的赏赐和沿途王公信众的丰厚供养，都由仲巴大总管具体接管。史籍中就有“无虑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的记载。
六世班禅圆寂后，作为大总管的仲巴不仅掌管巨额财富，同时掌管扎什伦布寺乃至后藏的政教大权。史料记载，“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
沙玛尔巴，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他垂涎扎什伦布寺的万贯家财，但仲巴以教派不同为由一口回绝，沙玛尔巴以朝拜佛塔为名，出走，并游说国外侵略势力进兵西藏。这是1788年6月，国外侵略势力第一次入侵西藏的起源，但接下来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面对入侵者，大总管仲巴擅自主张私下议和，一场欺瞒中央政府，由西藏地方主导的赎地赔款的闹剧开始了。
史料记载，主持和谈的是沙玛尔巴，他身着喇嘛服居中而坐，两边是入侵者与西藏地区的高官。当晚签订的合同规定：西藏每年赔付三百锭元宝，合银一万五千两，作为入侵者撤离侵占土地的赎金，为期三年。
一路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又诈了一笔赔款，而乾隆皇帝收到的则是一份“贼降”的捷报，从而龙颜大悦。
强盗的贪欲永无止息。三年之后，侵略者以赔银不足第二次入侵西藏，无力自保的西藏地方何来抵抗的力量，只能求助朝廷，真相也由此大白天下。
乾隆皇帝下令，对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藏传佛教大活佛，绝不姑息一律法办，罪行严重的当即“剥黄正法”。
“朕于黄教素虽爱护，但必于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为稍为袒护”。
活佛沙玛尔巴引狼入室，属于严重的叛国行为，乾隆皇帝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下令终止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系统转世，所属寺庙和僧侣一律强令改宗格鲁派。
从清朝开始，如果出现违背宗教规制或侵害国家利益的时候，中央政府给予惩罚由此开始。
大总管仲巴擅自与外敌讲和，被判押解京城治罪，对知情不报和办事不力的驻藏大臣和钦差大臣，一律或革职或流放无一幸免。
扎什伦布寺，平静祥和，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当年它所遭受的劫掠和伤害。
当战争和动荡平息之后，公元1793年，藏历水牛年，历史在这个年份诠释属于它的辩证法，一场由背叛引发的战争将成为一个契机，成为一个走向长久和平的开端。
“倘不订立章程，复有贼匪入侵，无所防备，又需大张办理，藏众亦不得长享安全”。
订立章程，也就是制度改革，相比修缮寺庙，安顿黎民，一项更具长远成效的重建工作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启了。
订立未来新章程，乾隆皇帝提出明确的目标：“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制度改革的想法得到西藏地方各界的拥护。
据记载，当时八世达赖强白嘉措表示：“将来立定章程，惟有同驻藏大臣督率噶伦及番众等敬谨遵照，事事实力奉行，自必于藏地大有裨益，我亦受益无穷”。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修改，《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章程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变革以及改进，都是在原制度出现重大弊端或漏洞的前提下开始的。
在拉萨老城区中心地段八廓街上，有一座历史久远的藏式传统大院，名叫“冲赛康扎康”，意为“可以看到集市的房子”。
不过， 历史上中央政府不远万里把朝廷高官派过来，绝不是为了观看集市上的热闹。
1728年，在平息了一场叛乱后，雍正皇帝下令在这所大院正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命令副都统马喇和侍读学士僧格，代表中央政府监督“藏王”的政务活动。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施政进入派官设制直接治理的阶段。此次《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明文规定，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大小官员具有统管权及任免权，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司法权，外事独断权。
至此，驻藏大臣的权限得到了极为明晰的确定，从监督、协助当地僧俗官员，彻底转变为直接管理西藏地区的具体事务。
从这时起，清朝一直在西藏设置驻藏办事大臣，代表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政权进行监督，行使国家主权成为定制。
时光流逝，驻藏大臣衙门如今已成为了一处旅游点和展览馆，在见证了西藏近300年的风云变幻之后，一切终于尘埃落定，这座衙门似乎真的成为了一座“看得到集市的房子”，得以安然注视雪域高原的繁华。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也是章程里最关键的条文，这条新制度源自西藏地方由来已久的弊端。
按照藏传佛教教义，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采取的一种制度，是藏传佛教界特有的传承方式。
活佛藏语叫“朱古”，本意为“化身”，活佛转世出自佛教灵魂不灭，佛以种种化身普度众生的观念。但是对于大活佛转世系统经清中央政府册封，授权执掌政务，拥有地方政治和宗教大权。因此，争夺转世灵童认定大权的争斗愈演愈烈。
这件唐卡展示的场景是藏传佛教特有的降神仪式，不少贵族家庭活佛众多的窍门就在这个神秘的仪式之中。顶盔甲，戴套头的是藏传佛教的拉穆吹忠。拉穆，相当于内地的巫师。据说，当拉穆吹忠跳立旋转，或是以舌吞刀，或以刀自扎时就是护法神附体，然后指定转世灵童的传统做法。但这也提供了贿赂吹忠，假借神言任意妄指活佛转世灵童的机会。
乾隆皇帝对此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觅，朕思其事近乎荒唐，不足凭信”。
许多史实也证明，这种不良风气泛滥成灾，甚至引起了藏传佛教界内部的极为反感。青海佑宁寺的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就曾记录，执行问卜、认佛等程序时的种种舞弊行为。
土观活佛曾说过：“现今多数寻认活佛转世者，总是努力在前辈活佛去世后不久出生的，有钱有势的家族的孩子中寻找，一经找到，就不顾护法神活佛圆寂时的授记真伪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认定”。
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清除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呢？
答案在这个瓶子里：“兹余制一金瓶， 送往西藏，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授意者，或略公哉”。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活佛转世过程中的人为干预，乾隆皇帝一手主导制作了这个金瓶。
《钦定二十九条》详细罗列了金瓶在活佛转世过程中的应用规则，《钦定二十九条》规定：“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入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拈定”。
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金瓶掣签制度。
由于金瓶掣签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既符合政治原则，法律原则，也符合宗教原则，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体现了对西藏地方传统的尊重，此项改革受到藏传佛教界的普遍拥护。
八世达赖喇嘛：“今蒙大皇帝振兴黄教，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认未真，致有流弊，特颁金奔巴瓶，卫护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
并且这个制度延续至今。
十一世班禅采访：
在西藏，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之后，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变迁，出现了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清朝乾隆皇帝在1792年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其中第一条就是颁布了金瓶掣签制度，我想金瓶掣签制度对于活佛转世的这种公平公正，还有公开转世认定的活佛，能够更好地在信教群众当中有威信，威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体现中央政府在对治理西藏，治理藏传佛教当中的权威，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奠定基础的作用。而现如今，我本人也是通过金瓶掣签，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按照历史定制，宗教仪轨这样认定来的。
20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历了几次政权的更替，而金瓶掣签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1995年11月29日凌晨，拉萨大昭寺选定十世班禅转世金瓶掣签在这里举行。国务委员罗干宣读了国务院的批复，特准灵童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995年，圆满完成的十世班禅的转世，是我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藏传佛教活动转世事务的成功范例。自此，坚持宗教仪轨，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和中央批复的原则，成为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事务必须遵循的基本政策。
北京西黄寺，石碑、佛塔犹在追忆当年在这里逝去的六世班禅，轮回了五世之后，班禅额尔德尼以另一个肉身回到此处，对于六世班禅来说，西黄寺是他了无遗憾的终点，而对于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来说，这里却是他永恒的记忆。
如今，经过20年来的严谨修行，十一世班禅佛学造诣日益精深，展现出藏传佛教大活佛爱国爱教的风范，得到广大僧俗信众的虔诚信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了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的拜见，班禅向习近平敬献了哈达，并介绍了他坐床20年来的情况。习近平勉励他刻苦学习，努力修行，秉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成为一位具有精深佛教造诣，和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班禅表示，刻苦学习，以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西藏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不辜负党和人民殷切期望。
十一世班禅采访：
因为佛教的，或者说我们佛教徒的人生追求，我们的价值理想是众生幸福。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只有国家稳定了，社会和谐了， 民族团结了，人民才能幸福，众生才能得乐。所以说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不是政府要求我们宗教界人士这么去做，不是我们的额外任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是我们理应去做的事情。
200多年来，有关西藏无论制度变迁，还是那些恒久不变的情怀，似乎总与1779年六世班禅的那段朝觐之旅有着微妙的联系。西藏到北京上万里行程，六世班禅播撒的智慧和他对这片土地的挚爱，留给我们后人慢慢品味。
承德，六世班禅和清朝最高统治者，历史性会见的地方，爱国爱教和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被凝固于此，成为当地得天独厚的历史记忆。如今，避暑山庄这处园林成了民众游览消夏的旅游胜地。
而历史也不仅仅沉睡在史书里，成了普通人游览之余可以聆听与感受的故事，又一个太平盛世，六世班禅若能知晓，当无遗憾。
2014年，“班禅行宫”须弥福寿之庙保护修缮工程完工，后人通过这种方式保留和传承记忆，逝去的灵魂终将泽被后世而不朽。
河北省承德市政协主席刘文勤采访：
应当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历史给予承德的一个厚赐。我个人认为，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给我们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珍贵文化遗产，更在于传承了中华民族，修德安民，以筑民心长城的和合治世思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倍加呵护，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入解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伟进程当中持续的绽放异彩。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西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自治区人民不仅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依法享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种权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今天的雪域高原，真正建设成了各民族和谐相处，共享安乐的人间天堂。
在岁月不停地流转中，多少面孔，多少纷争，都变得飘渺而遥远。然而，往事并不如烟。为了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为了维护和促进民族大家庭的完整统一，多少仁人志士像六世班禅一样奔走在路上，为造福民众竭尽心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广大藏族同胞的福祉，只有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才能得到最真切最有效的保障。各族同胞与伟大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永远是一条洒满阳光和祝福的神圣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