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菩萨壁画
青海省卓堆的贡萨寺有一座高达28米的宗喀巴铜像，比之前号称全国之最的扎什伦布寺强巴铜佛还高，见者无不为之震撼，但是很少有人会把这尊佛像与西藏昌都的一个村联系在一起。
走进城里的工匠
从昌都行署所在地出发，溯扎曲而上90公里，便到柴维乡翁达岗村。翁达岗村前临扎曲，地势开阔，近处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观——原本浑然一体的石山如被利刃分成一大一小、似合实离的两座石山，扎曲从两山之间的缝隙缓缓流过。相传这是格萨尔王斩妖除魔时挥剑所劈，但是翁达岗村人对此另有解释，认为陡峭尖锐的峰峦，是文殊菩萨的智慧之剑，剑锋所向正是翁达岗村，于是这里便“盛产”各类工匠艺人。
翁达岗村能工巧匠辈出：泥塑匠用就近采来的泥巴制作各类型的佛像，或远走他乡为各地的寺庙塑造雄伟的大佛﹔铜器匠用内地运来的铜片打制或浇铸佛像、酥油灯和酒具﹔画匠的天地在寺院的墙壁、农家的佛堂或唐卡上，他们的画笔触细腻、色彩绚丽、线条流畅﹔金银匠则主要打制戒指、项链、头饰等。如今，这里的工匠不仅在西藏享有盛名，就连青海、四川、云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也有他们制作的许多佛像。贡萨寺的宗喀巴铜像就是村民尼玛等人历时两年完成的杰作。
翁达岗村因为制作民族手工艺品而富裕起来。这个原本有103户人家的村子，如今已有30多户搬到城里去住了。在镇上的一个手工作坊里，我们找到了江森，他家是从翁达岗村搬走的30余户人家之一。
江森家的二楼摆满了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佛像，有的已经成型，有的还在焊接、打磨。面对这些做工精细、栩栩如生的佛像，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它们全部出自这个体型彪悍而又性格缅腆的康巴汉子之手。
2003年，江森以45万元的人民币买下了这座3层楼的大房子，一楼用来出租，二楼是佛像制作车间，三楼用来住人。
“地区交通方便，在这裡制作佛像可以节省不少运输费用，而且这裡用水、用电、通信也更方便，可以更好地联系业务和制作佛像。”江森这样解释他家搬离翁达岗村的原因。
事实上，绝大多数搬离翁达岗村的工匠，原因大抵如此。从农村到城市，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不变的是他们的身份——名扬四方的翁达岗村佛像制作艺人。
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江森家的手工作坊有8个人，佛像制作的数量很大，即便这样他的订单还是需要“排队”。佛像制作有两种模式，一是来料加工，收取加工费用﹔二是包工包料，整体定价。
佛像制作以红铜为主要材料，工匠要像裁缝一样在薄薄的铜板上划线、切割、焊接、打磨、上金粉，各道工序缺省不得。佛像制作尤以头部尺寸比例的确定为最难，因为头部的尺寸比例一旦确定，整个佛像的尺寸比例也就基本确定了。由于头部制作难度最大、技术含量最高，能否确定头部尺寸比例，也就成为区别师傅与学徒的一个重要标淮。
翁达岗村佛像制作的传统由来已久、工艺独具特色，但是如果细究起来，江森就语焉不详了。或许，这要从嘎玛寺说起。
昌都地区一些对历史有研究的人士认为，翁达岗村的民间手工艺之所以盛传不衰，是因为它兴起之时就集纳了数个民族的手工艺精华。距离翁达岗村不到50公裡，有座修建于公元12世纪的嘎玛寺，是噶举派的祖寺，该教派因开创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统而著名。寺庙高3层，风格独特，结构精巧，是藏、汉、蒙古、纳西4个民族工匠的合璧之作。史料记载，嘎玛寺修建时，从内地和周边的尼泊尔等国请来了大批工匠。寺庙修建完毕，各族工匠就留在了此地，把各自民族的工艺渗透到藏族的工艺当中。翁达岗村的佛像制作或许就发端于那个时候，后来随著康区最大的黄教寺庙——强巴林寺势力的强大而兴盛。
佛像虽然有千万之多，但相貌、体态、神情大致相仿，他们的区别只是手印、法物、坐姿有所不同，衣饰、背光、莲座有所变化而已。因为萃取了几个民族的艺术精华而自成一家，翁达岗村制作的佛像大到巨佛、小如手指，无不构思巧妙、做工精细、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能迎合不同地域信教群众的喜好，其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江森的作坊裡，我们发现传统的工艺仍登以完整保存。一本画满各种佛像的图书，成为艺人们的“掌中宝”。因萎对佛像的尺寸比例、神情坐姿、衣饰莲座、手印法器等均有严格要求，不得随意改动，即便是江森这样的老艺人，在制作佛像时也必须把书拿出来一一对照，不能有丝毫大意。
以松脂做模具，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翁达岗村四周的山上长满松树，聪慧的先人便就地取材，把松脂採下来先加温溶化，再按照需要制成不同的模具，待松脂凝固，就可以加工各种佛教器物了。
江森告诉我们，以松脂作模具有几个好处：取材方便，制作简单，弹性适中，可重复利用。
然而，毕竟时代在进步，江森在佛像制作中也加入了现代科技的元素。在他家的作坊，我们随处可以看见科技的“身影”——乙炔、磨光机、切割机等，佛像制作不再是靠“一个炉子、一把锤子”的原始手段了。
继承传统，保留特色，改进工艺，引入科技，翁达岗村的佛像制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走出大山的包围
55岁的江森在佛像制作上可谓承前启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拜村里的几位老艺人为师，潜心学习佛像制作技术。如今，他又将这一民族手工艺传给他18岁的儿子加勇群培。
在这一过程中，江森亲眼目睹了翁达岗村佛像制作的沉浮荣衰。
10年“文革”期间，制作佛像要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遭受种种迫害，寺庙裡的许多佛像都被红卫兵们给砸了，说是要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那段时间，翁达岗村的许多老艺人都被批斗，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凄风冷雨之下，人人自危，不敢制作佛像，不敢传授手艺，不敢拜师学艺，甚至不敢提与“佛像”有关的任何东西——优秀民族手工艺面临断代失传。
“文革”结束后，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翁达岗村的七八个老艺人复出授艺，从而带动了整个村佛像制作的盛行。江森也是在那个时候加入这一行列的。刚开始是以给寺庙打工的形式制作佛像，师傅的工资一般是8元钱一天，学徒是4元钱一天。时过境迁，以前的穷小子变成了手工作坊老板，江森家现在一年收入20多万元，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尽管日子过得殷实富足，江森还是有强烈的危机感：“现在手艺人多了，而佛像的需求毕竟有限，区内饱和了，只能走出大山到内地去揽活。”
到远方去，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一种担忧﹔对年轻人来说则是一种新奇、一种诱惑。
作为新一代手工艺人，加勇群培对走出大山的包围充满著渴望。他告诉我们，他14岁开始学习佛像制作技术，2003年就跟父亲到湖南、湖北等地做工，收获特别大。
谈起第一次出远门，加勇群培显得非常兴奋，特意找来一张发黄的照片给我们看。照片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个藏族小伙子簇拥在一起，笑得格外灿烂。
“这是在湖北赤壁照的，当时我们13个人被请到那里制作佛像。” 加勇群培笑了笑说。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湖北在何方，不肯去。邀请再三，犹豫再三，他们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先坐汽车到成都，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到达目的地。这对从未走出过大山的翁达岗人既兴奋又不安：生平未见过如此繁华的城市，生平未走过那么遥远的路，真担心以后回不了家。
在赤壁干了两个月的活，加勇群培一行满载而归——不仅有20多万元的收入，也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知道世界如此之大，祖国如此之美，内地的新事物、新科技如此之多。
这之后，江森的手工作坊裡渐渐多了许多现代制作工具，一些新的营销理念、营销方式也得以采用。“以前材料不好、设备落后，只能制作拳头大小的佛像。现在有这些机械，只要有图纸，什么样的佛像我都能做，而且工期缩短了不少。”江森的话豪气冲天，也是在向我们做广告。
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翁达岗村手工艺人的新气象、新变化、新希望。
嘎玛寺是由噶举派高僧堆松钦巴于公元1185年创建，是噶举派的祖寺，嘎玛噶举派也因建寺而得名。该教派因开创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统，而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嘎玛寺建筑别具一格，文物古迹众多，是康区著名的古刹之一：大殿内一尊17米高的弥勒佛像，是目前昌都地区唯一保留下来的最大的泥塑佛像﹔高僧堆松钦巴等人的灵塔至今保存完好﹔明使臣来嘎玛寺时赠送的万岁牌、旌旗缎带、丝绸锦缎等刺绣品，近百幅传世唐卡以及众多佛像、陶器、高僧遗物、贝叶经、瓷器等文物也被完整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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