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东亚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佛教史论坛：佛教史料与史学工作坊”于11月4—5日在杭州举行。这次工作坊大体有三个主题，共七场发表与讨论：僧传与圣传（两场），文本与文献（三场），形象、仪式与史事（两场）。这里选取部分报告稍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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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传、圣传背后的“问题”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古僧传与圣传的解读策略》。陈金华首先对传记（biography）和圣传（hagiography）作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对个人生涯的描述，主要关注传主生平中能展现社会和政治立场、伦理和知识观点的那些事件；后者则将传主的生平理想化，其目的在于树立一个精神典范。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充分警觉僧传中事实和理想化的成分之间的高度交错。对于僧传和圣传中的“不可信因素”，需要批判阅读和谨慎破解，不能一弃了之。

北京大学王颂教授的报告《华严经传记考：年代·撰者·史源》，是11月4日上午讨论最热烈的一篇论文。作为现存较早的经典感应传、经典信仰史传，相传法藏撰作的《华严经传记》在中国佛教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王颂主要探讨了这部《传记》的史源问题，涉及撰写时间和作者。他认为，法藏在慧祥《古清凉传》的基础上，对内容有所加工，对体例进行了改造创新，并影响了其后的《法华传记》。至于作者问题，王颂强调，《华严经传记》成书情况比较复杂，法藏生前已有门人协助集撰。他认为，智俨传在法藏生前就已出现，但不是法藏本人亲撰。接着，他分别从“简二传”、“聚异闻”、“考百祥”、“誊近说”等方面考辨《传记》的史料来源。通过考察，王颂认为，法藏时代通过与西域的交通，不断获得有关印度和西域的新知识；地论学派对华严宗的影响并非一线单传，而是多源头、多层面的；《传记》在神异和感通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陈金华在评议中指出，《华严经传记考》这篇论文做得很精细，限于材料，有些问题可能一时弄不清楚。但他也直率地提出几点不同看法：《华严经纂灵记》与《华严经传记》有密切的关系，《纂灵记》可能是法藏写的一个草稿，而论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关注不够。另外，惠祥和慧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陈金华表示，他对慧祥、惠祥的关系前后有不一样的看法，现在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陈金华还指出，《华严经传记》与《法华经传记》《观音经》等是同一时代出现的，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人们对佛教信仰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么这批文献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王颂在回应中表示，关于《纂灵记》与《华严经传记》之间的关系，以及惠祥、慧祥问题，他还是坚持己见。王颂认为，《纂灵记》是后人编的精选本，而不是《传记》的底稿。学术会议中有不同的观点再正常不过了，这样的交流无疑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中山大学张德伟教授表示，他曾用《谁之高僧？何等高僧？》做过一个报告，大意是发掘被“四大高僧”所遮蔽的妙峰福登——妙峰禅师在晚明僧、俗两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后来却被忽略了；这次是反其道而行之，探讨“晚明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的定型过程，借此考察僧人及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张德伟认为，从钱谦益的“三大师”到后来的“四大师”最终定型，这中间有一个竞争、选择的过程，也是各位高僧逐渐被神话的过程。这里面既有佛教内部的努力，也有士大夫参与之功，涉及话语权的竞争。张德伟分析了士大夫版“四大高僧”的选择标准（包括世俗、宗教两方面），比如他们都讲究忠孝，关心民间疾苦，重戒律、重经典、反对狂禅，要求宗、教兼通。张德伟还以憨山德清为例讨论这一话语模式所造成的遮蔽和扭曲，“晚明四大高僧”的说法既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也压制了其他表述，潜在地限制了今人的研究视野。

上海师范大学王招国教授（定源法师）、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教授的报告都是讨论《高僧传》的编撰和版本问题，在具体问题的判断上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引起与会学者（陈金华、陈志远、魏斌）的热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