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中国快速崛起，中华文化加快走向世界已成必然趋势。宗教是重要的文化载体，也是重要的外交资源，是文化走出去最易迈步、最好实施、最可能成功的因素之一。当今世界，宗教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宗教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充分认识中国宗教走出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快中国宗教“走出去”步伐，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是着眼我国政治外交大局、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工作。

　　遵循原则：相互尊重、平等友好

　　中国宗教“走出去”的前提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友好”。近代以来，世界宗教之间的交流始终为西方宗教主导，旧中国被动沦为外来宗教的接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全面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宗教领域亦不例外。宗教界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是中国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的要求，也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体现。

　　“相互尊重、平等友好”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我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同外国宗教不存在隶属关系，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支配。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要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前提，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交流和互相合作，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另一方面，尊重和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当前，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宗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中国文化素有“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传统，中国宗教重“坐而论道”，不喜对外拓展。这样的文化传统加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我国宗教走出去不是宗教拓展、不是文化渗透、更不是国家侵略，而是传播和谐思想、提供公益服务、促进国际交流、加快文化融合及捍卫世界和平。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友好”这一原则，就保障了中国宗教走出去的可持续性，有利于促进世界宗教领域的和谐与稳定。

　　角色分工：党政引导、教界为主、学界参谋

　　中国宗教“走出去”，需要政、教、学三界通力合作。

　　党和政府发挥引导作用，重点要在以下3个层面助力中国宗教“走出去”。一是引导方向。把宗教“走出去”放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进行统筹，放到国家整体外交大局中进行部署，研究政策、制定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宗教“走出去”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散漫走向有序，从低位的民间交流走向高位的战略纵深。二是提供支持和服务。要提供政策支持，特别是消除中国宗教走出去的政策性障碍，鼓励讲政治、有条件、实力强的宗教团体和人士走出去交流。要做好管理和服务，简化正常的宗教对外交流的审批手续、出境手续等，为宗教“走出去”提供方便。要搭建平台，如成立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举办国际性宗教文化论坛、邀请境外宗教团体或者知名人士来华访问交流等，为宗教“走出去”搭平台、拓渠道。三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部门直接走出去。如统战和宗教部门走出去交流，介绍我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宗教界要发挥主体作用。五大宗教要结合各教情况和历史传统，利用各自优势和渠道，制订中长期对外交流规划，使宗教“走出去”有规划、有组织、递进开展。同时，加强自身的神学思想、基础设施和组织能力建设，加快人才培养，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

　　学术界要发挥参谋作用。立足政治外交大局，为新形势下中国宗教“走出去”积极建言献策。但是，由于我国宗教研究起步较晚和宗教问题“敏感”特殊等原因，目前，学界的智库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要通过建立宗教问题研究中心、召开论坛、研讨会，鼓励课题研究等形式，鼓励学术界在理论研究、战略规划、制度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发挥参谋作用，为宗教“走出去”贡献力量。

　　讲述内容：历史宗教故事、当代宗教实践

　　中国宗教“走出去”，要向世界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包括历史故事和当代实践两部分。但从经验来看，国际社会对此二者的接受程度却大为不同。泱泱中华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广为世界瞩目，唐玄奘取经类的宗教历史故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浓厚兴趣。然而，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加之1949年后，中西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实践，长期存在较大的误解和曲解，对我们讲述当代宗教故事存在较大的抵触。

　　当前，中国宗教“走出去”应有更高的站位和考量。中华文化一脉相承，要深刻认识历史故事是当代实践的源头，当代实践是历史故事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宗教“走出去”，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赋予沉积的经典以新时代的生命力，要从易讲的历史故事切入，把落脚点放在对当代宗教实践的讲述，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文化价值，从而化解误会、消解疑虑，树立中国宗教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

　　推进方式：五教并进、因教制宜

　　中国宗教“走出去”，五大宗教都是主角。既要五教并重，又要“因教制宜”。

　　佛教是中国化最成功的外来宗教，具有“走出去”的悠久传统和丰富资源。历史上，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中华丽转身，中国成为大乘佛教向世界传播的源头。在当代中国五大宗教“走出去”中，佛教“走出去”的成绩丰硕。新形势下，中国佛教走出去，在夯实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要重点做好3方面工作：一是在海外建寺安僧、弘扬佛法，在国内精心打造祖庭、固本强基。中国已相继在尼泊尔和印度菩提伽耶建立中华寺，为“走出去”积累了宝贵经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继续依此经验拓展弘法途径。在国内，要将释源祖庭白马寺、禅宗重要祖庭临济寺等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祖庭修缮硬件、挖掘文化，打造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二是在巩固中日韩黄金纽带上下功夫，在加强港澳台联系上做文章。以“黄金纽带”为象征的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协会，对于巩固和发展三国关系、促进东北亚、亚洲乃至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要继续重视和巩固。临济宗等许多佛教宗派在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非常盛行，可借此资源加强大陆佛教与港澳台佛教联系，凝聚人心、增进共识，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三是立足现实关怀，大力弘扬当代中国佛教思想。当代中国佛教思想承袭传统佛教思想法脉，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把重点放在了对社会与人生的关注方面，特别是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净慧法师的“生活禅”等新时期的佛教发展理念，为中国佛教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开创了当代佛教中国化的新境界，应该作为下一步佛教思想“走出去”的重点，给予更多关注。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倡导的崇尚自然、尊重生命、慈俭谦让、天人合一等理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为解决当今世界共性问题提供有益借鉴。道教“走出去”有三要点可为：一是以文载道。借助《道德经》等经典的影响，在国内外举办国际道教论坛，在国外建立弘道中心和翻译机构，翻译经典和科仪仪式，传播道教思想和理念。二是以术弘道。利用太极拳、道医道药等道教资源，打造道教书画、道教音乐、道教武武术和道教养生品牌，在国际上推行具有道教理念的现代生活方式。三是以人传道。吸引外国信徒来华学习，在签证和住宿管理等方面给予方便。同时派道长出国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到海外传道。以中华之道吸引世界、启迪世界，让世界通过“道”来体悟中国文化的玄妙奥秘。

　　中国伊斯兰教是主张和平、中道的伊斯兰教。当前，中国伊斯兰“走出去”可从3个角度做出努力：一是以朝觐为依托，走出去宣传我国宗教政策。展示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配合我国的外交工作大局。二是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一带一路”包括中国在内一共涉及了60多个伊斯兰国家，“一带一路”上有丰富的伊斯兰教资源。三是以宣扬和平、中道为主题，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在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中国伊斯兰教要“走出去”宣讲中国化的新编“卧尔兹”，展示中国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道和爱国的信仰和追求，为抵制宗教极端主义渗透作出贡献。

　　中国基督宗教通过举办基督教领袖论坛和“圣经事工展”拉开了走出去的序幕。但是，当前中国基督宗教的对外交流总体还处在巨大的“逆差”，尚未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释国情、教情的论辩能力。中国基督宗教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要抓紧形成中国特色神学。党和政府要为自选自圣的主教外出交流创造条件，向世界传递中国天主教的和谐之音。要精心构建基督宗教对外话语体系，支持基督宗教更多地参与到重要国际性宗教组织中去，争取到更重要的席位和更大的发言权。促进建立公开、规范、正常、有序的交流交往机制，提升我国基督宗教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工作关键：打造中国化品牌、培养国际化人才、研究他国化方式

　　打造中国化品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宗教“走出去”，要在国际宗教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向世界提供中国化的宗教文化产品。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实我国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进而打造一批在国际上叫得响的中国宗教文化品牌。如少林文化通过打造“禅武精神”之名牌走向世界。还要利用宗教理念，精心打造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如中国禅茶、道教养生、特色清真食品、基督教物品生产等，开拓、培育国际市场，支撑中国宗教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

　　培养国际化人才。当前，我国在宗教对外交流人才的培养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懂政治、懂宗教、懂语言的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具有国际视野、能研究问题的高级综合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党政机关和宗教团体要将对外交流人才的培养，列入中长期宗教人才培养计划，有计划、有组织、多渠道培养出具有国际化视野、良好语言沟通能力、深厚的宗教学识造诣的国际化宗教界人才，提升讲述中国宗教故事的能力和水平，为新形势下中国宗教“走出去”解决燃眉之急。

　　研究“他国化”方式。此处“他国化”，是在充分分析研究新环境的基础上，针对受众群体的需求，通过语言翻译、意象对照、习惯匹配等方式，对“走出去”的中国宗教进行因地制宜的转换，使中国文化在异质文化中安全着陆。“他国化”不是目的，而是服务宗教“走出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