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以印度研究为主题的。抵达指定宾馆，办完报到手续，进房一扔行李，我翻开厚厚的会议论文集，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照例先看目录。入眼是大半的英文标题，署名也都是外国人。唔！确是国际会议，不是外国人珍稀如大熊猫的那种。一个标题、一个标题地看下去，内容都很有意思，涉及范围广泛，也有现实价值。能看出来，组织者花了许多心思。
翻到第二页，一个标题吸引了我的目光，里面的关键词是“法显《佛国记》”，作者是位释门法师。作为一名印度研究学者，且还是位信佛、研究佛教的法师，他怎么能公然普及这样的概念？！有意，无意，还是不在意？
下一刻，无数场景在我眼前闪过。那是与一个一个不同的人的交流片段，有亲人，有挚友，有刚认识的人，有不认识的人……唯一相同的是，人们知道我是研究印度的，于是乎开始与我谈论对印度的“佛国”印象，然后是我为他们纠正错误。
谈到国人对印度的“佛国”印象，总是绕不开法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佛国记》。法显（335—422），东晋高僧，伟大的旅行家、佛经翻译家。他于六十四岁高龄前往天竺（现印度）求取佛经，前后共历十三载。顺利归国后，他又致力于佛经翻译，共译出近百万字的经律。除了译经，法显也留有记录其西游取经之事的作品。法显的游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名称，亦有诸多版本，比较常见的是《法显传》与《佛国记》二名。其中，更广为人知的是《佛国记》。
有意思的是，《佛国记》之名并非专指法显之游记，历史上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也叫《佛国记》。唐代杜佑所编《通典》中有关于这部《佛国记》的明确记载。《通典》第191卷中写道：
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法明即法显，系避唐中宗李显名讳所改）《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经法师《外国传》之类，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参以他书，则皆比谬，故多略焉。
第193卷中也有类似评述：
诸家纪天竺国事，多录诸僧法明、道安之流传记，疑皆恢诞不经，不复悉纂也。
此外，《通典》中多次引用《佛国记》内容，如第193卷中写道：
竺法维《佛国记》云：“波罗奈国在伽维罗越国南千四百八十里。”
又有：
竺法维《佛国记》云：“在摩竭提国南，京天竺属国也。”
《通典》中的这些内容明确指出，有一部名为《佛国记》的作品，其作者系竺法维，所载内容则由法显等诸僧的游历传记引录而来。
既然《佛国记》之作并非个案，那么显然对印度的“佛国”印象在上述两部作品问世之时期已经比较流行。不过，想要弄清楚《佛国记》之名和“佛国”之说哪一个先问世，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是无法实现的。甚至在我看来，即便有更加充足的证据，它们二者的派生关系也是如同蛋和鸡的关系一样，剪不断理还乱。
搁置二者的关系不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佛国记》中的“佛国”二字是基于对印度片面认知的错误总结。历史上，佛教确曾在印度有过辉煌发展的时期，但是它最终于13世纪初走向消亡。在印度，无论就信仰人数、普及广度还是影响深度来说，印度教始终都在佛教之上，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是印度信仰人数最众的宗教。因此，将印度称为“佛（教之）国”是片面的，有失妥当的，会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们产生误解。当下，很多国人依然认为印度除了是佛教的诞生地之外，还是一个大多数民众信仰佛教的国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佛国”印象的误导。
《佛国记》之名无疑是引发国人“佛国”印象的元凶之一。不过，将国人产生“佛国”印象的原因全部推给《佛国记》显然也是不妥的。这种情况的产生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息息相关。
佛教在印度诞生之后，经西域传入我国，约于西汉末年或东汉初期进入中原地区，这已为大多数学者公认。传入伊始，古代国人对这一外来宗教就并不排斥，反而积极研究、汲取、融会。在从汉代到唐代的近10个世纪的时间里，两国间的僧人互访络绎不绝，我国对佛教经书、典籍的翻译工作也不断开展，使得佛教在我国生根、开花、结果。到唐代，国内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佛教宗派。10世纪之前，尽管在佛教相关信息之外也有不少关于印度的信息通过民间商贸交流、官方使节互访以及第三国来客访华等渠道传回国内，但这些信息要么只在商贸地小范围流传，要么被记载下来束之高阁，仅供少数权贵、学士览阅，再加上佛教文化的传输一直是这一阶段中印之间交流的主旋律，因此普通民众获取构建印度形象的信息来源比较单一，他们对印度的了解基本上是随着对佛教的了解而产生的。随着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国人由佛经和佛教故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信息而对印度产生的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基本上仅限于佛教领域。
赴印归国僧侣们对印度的描述主要偏重对佛教本身及其在印度发展情况的介绍，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国人对印度的认知。历史上，很多赴印度求佛法的僧人归来后都留有游记，尤其是那些在佛教翻译或传播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高僧们，他们大多留下了在后世影响巨大的游历记载。不可否认，这些文献中对印度各类信息的介绍是极为丰富的，它们不仅在当时是国人构建印度印象的素材，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有些作品的影响甚至已经扩大到海外。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无论是印度还是西方的学者对其都给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于重建印度乃至中亚的历史都极为重要。然而，这些作品的一大共同点是内容偏重佛教，这使得人们通常会下意识地忽略其中对印度其他方面的介绍，而只关注佛教知识，从而产生“佛国”的认知偏移。比如法显游记就属于此类作品，除了一些风土人情介绍之外，作品中大部分内容都与佛教相关。以下引文摘自冠名《佛国记》的法显游记，是对进入印度境内之后首先抵达的两个国家的介绍：
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术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曰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
渡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佛法盛甚，名众僧住止处为僧伽蓝，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若有客比丘到，悉供养三曰，三曰过已，乃令自求所安常。传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国已，佛遗足迹于此。迹或长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度恶龙处亦悉现在。石高丈四，阔二丈许，一边平。
以管窥豹，通过这两段内容可以看到法显游记，乃至其他僧人的游记对记叙佛教相关内容的侧重。此外，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僧人们在生前与人介绍或言谈时定然也以讨论佛教为主。由此，至晚在唐代，国人的“佛国”印象已相当坚固。
唐代晚期，印传佛教在国内的影响有减弱的趋势。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当时印度国内佛教已经日趋衰亡，这导致两国间的僧人往来逐渐停止，尤其是国内历史上历时6个世纪的西行求法运动宣告终结；二是主观原因，当时中国的佛教已经发育成熟，从此可以也必须独立发展，而不再需要从所谓的“佛国”汲取养分了。不过，尽管此时国内的佛教已经逐渐脱离印传佛教的影响开始自行发展，但毕竟佛教传自印度这一事实无法抹灭，因此，随着佛教在国内的持续兴盛，对印度的“佛国”印象始终在国人心中占据着牢固的地位，并且误导了人们千年，一直延续至今。
既然“佛国”非佛国，那么除了杜绝“佛国”说之外，无论是冠名为《佛国记》的法显游记，还是竺法维所著之《佛国记》，人们在介绍或讨论它们时都应当首先着重阐明其中“佛国”表意的片面性，同时应当尽量避免直接使用“法显《佛国记》”之说，因为此《佛国记》并非法显自著，只是法显游记的后世传本之一罢了。尤其是研究印度的人和释门中人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常人眼中的印度专家和佛教权威，其言论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