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现代佛教论坛圆桌会议

首届中国现代佛教论坛合影
佛宝网北京讯 2016年11月5日至6日，“近百年中国佛教的学术史回顾与前瞻——首届现代佛教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何建明教授发起，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办，广东省翁源东华禅寺协办，会议邀请到来自国内外及海峡两岸的十六位专家学者，就中国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
会议第一天，由何建明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东华寺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智伟法师、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邓子美教授和台湾慈济大学人文与宗教研究所何日生教授分别致辞。他们充分肯定首次举办中国现代佛教论坛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期待这次会议开启国内外学术界积极关注和探讨中国近百年现代佛教历史研究的希望之门。
在随后而来的各场报告中，邓子美教授率先发表论文《宗教史学与社会学之双重问题意识》，他结合社会需要的近现代佛教研究选题选材之问题意识与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问题，探讨了传统中国史学、佛教史学资源与现代宗教社会学理论资源的继承、借鉴、批判、吸收、利用之间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唐忠毛教授在发表的论文《20世纪中国佛教思潮及其研究方法论反思》中对20世纪中国佛教思潮的脉络走向与特征进行了概要分析，指出近三十年来大陆相关研究成果的得与失，揭示其复杂性，认为这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
台湾慈济功德会人文志业发展处主任、慈济大学人文与宗教研究所何日生教授发表了论文《证严上人与慈济宗门之思想缘起》，提出在中国文化面临第三次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慈济对佛教、儒家与西方科学理性的运用含融提供了中国文化第三次大融合的表现的雏形与样态。
台湾佛光大学宗教研究所姚玉霜教授在发表的论文《宗教诉求或社会剥夺——慈济功德会》一文中，认为族群认同与新社会阶层形成影响信徒的宗教诉求是解释影响大型改教的真正原因，这可以避免学术研究中宗教兴起与社会改造间关联性的惯设立场问题，更可详尽地阐释由“剥夺论”的观点如何发展到“教派化”理论的问题。
台湾大学哲学系杜保瑞教授发表论文《当代儒佛辩争的一趟误解之旅》，认为由熊十力引发的当代儒佛之争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争论，因世界观的不同而毫无意义，主张儒佛论辩不得，各自表述即可。
台北国史馆纂修侯坤宏在论文《太虚与印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前瞻》中对何建明教授的撰写期望作了回应，认为做为最富“革命精神”的太虚法师和在佛教（思想）史研究最有成果的印顺法师都可成为最为关注近代佛教史者切入研究的好对象，希望可以引发更多人的关注。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张佳博士论文《近百年中国佛教慈善事业（1912-2016）研究述评》梳理了近现代佛教慈善研究文献资料，阐明学界越来越重视运用多方资料、多种研究方法，但仍存在对于民国佛教慈善人物和活动的具体研究不多、而既有研究突破描述阶段进入深层分析者也不多等等的不足，当代佛教慈善如何向更为普及的社会公益事业乃至福利事业发展仍是学界应该探索的重要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胡永辉发表论文《近百年中国佛教政教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搜集整理了近百年中国佛教政教关系史的研究成果，说明近现代及当代中国佛教政教关系史的研究已经更加受到关注、研究方法也将越来越多元等新的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发表论文《对中国近现代净土宗的研究述评与展望》，认为无论是海外还是中国大陆，对二十世纪中国净土宗的研究还都较为薄弱。今后一方面可以从“宗学”角度出发，进行现代净土宗思想体系重修构建的深入挖掘，另一方面教外学者也可以从“宗教学”的角度对近现代中国净土宗进行客观探讨，结合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实证性研究，向读者贡献中国近现代净土信仰的实际情况。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王佳发表论文《中外学者对1949年以来的大陆汉传佛教之研究》，认为新中国佛教历史研究中有价值的著作成果还很少、且尚未突破美国学者维慈的经典范式，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佛教现状，目前研究成果比较零散，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提升。强调对于佛教的考察不应忽视贯通整体的视角，不能割裂佛教内在的发展逻辑。并且“佛教史”和“佛教研究学术史”不可混为一谈。
会议第二天，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启龙教授发表论文《近百年中国藏传佛教的国内外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藏学研究文献，指出当前藏学研究领域中，藏族和汉族学者互相交流、学习借鉴十分必要。而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跨学科研究，会促进未来国际范围的藏学研究水平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何建明教授发表论文《近百年中国佛教复兴与否的论争》，探讨了1949年前中国佛教复兴与否、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复兴与否以及如何看待近百年中国佛教的“复兴”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研究近现代佛教的重大议题，引发与会学者、现场来宾的热烈讨论。
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大学陈继东教授提交论文《常盘大定的庐山佛教寺院调查》，认为学术界对常盘大定的踏查在中国佛教研究界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遗憾，他的研究至今仍是值得继续思索和探究的。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汲喆提交论文《现代中国佛教之制度创新》，用社会学方法详细分析了现代佛教在僧教育、居士团体、全国性佛教组织和寺院经济等四个维度的制度变迁，认为佛教在现代中国的演变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冲突，并尝试为佛教变迁的动力和后果提供一种理解，认为冲突视角的制度演变应是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一个富有潜力的领域。
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院阚正宗教授提交论文《日本殖民时期两岸佛教交流举隅》，通过讲述两岸僧侣缁素的交往尤其是谛闲法师与新竹五指山观音寺、仁山法师与台中毗卢寺和太虚大师与妙吉法师的交往，意在揭开鲜为人知的台湾佛教史，认为两岸佛教交流对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发展十分重要，而留学大陆的台僧回台后的影响则当成为继续研究的课题。
论文发表结束后，在圆桌会议环节中，与会学者展开热烈讨论。例如，对于现代佛教的定位，何建明教授其是指区别于明清及之前古代佛教（传统佛教）的一种新型佛教历史形态，是以太虚大师提出佛教革命三大主张为标志的建设现代人间净土的新佛教或人间佛教运动。源于辛亥革命以后佛教界、尤其是僧伽界的历史自觉，并由民国宪法确立了现代政教关系形式，可以从1912年作为开端。邓子美教授则认为，关于现代佛教的开端若以宪法为准，则要推到1908年清末宪法，他认为现代佛教开端不必过于精确，而是学界的一种默契和共识。又如有关百年佛教“复兴”的争辩，学者也进行交流，百年佛教到底有没有复兴？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复兴？复兴的具体体现有哪些？居士复兴佛教可以作为整体佛教的复兴吗？何建明教授认为，那种认为恢复唐代佛教才算复兴的认识是不正确而且不现实的，复兴只能是从衰落中恢复、振兴，复兴后的形态一定是适应时代的新的形态，体现为僧人、居士的主体性的觉醒。现代佛教复兴，中佛学院僧材培英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邓子美教授认为，佛教复兴分为意向性复兴和实际性复兴，在意向层面佛教界始终有复兴的愿望，但具体做的程度还有一定差距。何日生教授认为，所谓复兴，不必言形式，而其内容则具有多样性。并且，论坛围绕现代佛教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反思。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以后的论坛主题以及2017年《中国现代佛教研究》出版事宜进行商讨，以期促进现代佛教研究领域未来发展，并引导和处理当代佛教的现实问题。（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