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香比喻为一种高尚、善美的品质。如《尚书》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语。《孔子家语·六本》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当时,人们开始重视香疗法,把香疗法作为一种日常的礼仪。如《礼记·内则》说:“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XX,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这里的容臭,即后世的香囊、荷包之属。朱熹解释说,佩带容臭,是为了接近尊敬的上辈时,避免自己身上有秽气触冒他们。又说:“妇人或赐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指出凡媳妇赐受白芷、佩兰等香药,每敬献给公婆。《大戴礼·夏小正》还有“五月蓄兰,为沐浴”的记载。可见当时佩带香囊,沐浴兰汤,互赠香品,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 由于香疗法的应用,采收香药也是平常的事情了。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不乏记述采掇香药的歌谣。如“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采葛》)。在另一部古籍《山海经》中,也有许多香疗法防病治病的记载。如“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靡芜,佩之已厉”,又如“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指出佩带薰草,香似蘼芜,可以治疗皮肤病;佩带迷谷,能使人精神清爽而不迷。 在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九歌》等名篇中,他用比拟的手法,以香草来歌颂忠贤,以莸草来痛斥奸邪,记载了许多香药,我们从中可借以了解战国时期人们应用香疗法的梗概。如《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指出当时人们披挂江离和白芷,佩带秋兰,采掇木兰和宿莽;也掇拾申椒和菌桂,并非只取蕙草和茝;既种植兰草和蕙草,又培育留夷和揭车。又如《九歌》:“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提到了用兰、蕙烹调肉,用桂和椒浸制酒、浆,用兰草、白芷制成香汤沐浴,用桂木做栋梁,用木兰做屋椽,用辛夷和白芷点缀门楣。可见当时人们种植香药,应用香疗、香品开始成为一种习俗。 战国时产生的我国医学第一部典籍《黄帝内经》,经过多人之手,总结了战国以前我国人民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医疗经验。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成就,确立了我国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成为祖国医学的基础。其中已经把香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人喜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火剂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这里提出了艾灸、薰燎等方法。又如《素问·奇病论》提出的因“数食甘美而多肥”所致的“脾瘅”病,“治之以兰,除陈气也”。这里的兰,即香药佩兰,又名兰草、都梁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