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追随能海法师到康定理塘学经，前后四年，为日后去拉萨学习奠定了藏文及藏传佛教基础。1929年随能海法师至拉萨哲蚌寺，依止康萨仁波切学经，前后达16年之久。1945年从拉萨学习返川，回峨眉山金顶常住，曾任金顶当家。
1949年受邀赴成都石羊场近慈寺，请为知客，当年任传戒法会尊证阿阇黎。1952年因近慈寺住持能海法师移锡五台山清凉桥长住，经慈青和尚提议，礼请为近慈寺首座。1953年聘任为川西区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同年又特邀出席华阳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选为华阳县历届人民代表（时近慈寺行政区划属华阳县），1958年选为金牛区人大代表（时近慈寺行政区划变更为金牛区），1956年聘任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1962年接任近慈寺住持，同年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
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落实，成都佛教事业迎来了重兴的大好历史机遇。成都市佛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1982年继续担任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1983年后，石羊场近慈寺迁入龙泉驿石经寺，继续担任石经寺住持。1987年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1988年7月在成都市佛教协会办公地（文殊院）辞世，世寿87岁，戒腊64夏。石经寺两序大众及门下弟子，为永老建塔于石经寺大师殿下右前方，供佛门弟子祀奉。
二 能海上师法脉的守护人
永光和尚与能海法师在宝光寺受戒期间，正值大勇法师组织入藏学法团。能海法师在俗时，在北京学佛，1915年在北平听张克诚先生讲佛学。1917年，在成都参与发起成立成都佛学社，已萌生入藏学习的愿望。受戒后不久，能海法师、永老等同戒数人，正式酝酿入藏学法。能海法师与果瑶师在重庆，遇南京僧人劝往藏地求学。时永老、果蓉师、传品师也有入藏学习的愿望，且已于1924年底先期抵达雅安。能海法师知悉后，函邀永老等人暂候，递偕果瑶师赴雅安会合。
1925年春，随能海法师从雅安启程赴打箭炉，到康定跑马山，先是依止降巴格西学习。同年3月抵理塘，礼杂哇格西为师，师用因明学典籍，预习藏文，因条件艰苦，同行中有四人前后离开返内地，惟永老一人坚留随行，足见永老入藏学习的信心和决心。期间能海法师单独为永老讲授汉文佛典《法华经》《楞严经》，从此奠定了二人一生亦师亦友的法脉关系。同年大勇法师从北京率众二十余人入藏，10月抵康定，与先期抵达的能海法师、永老等人会合。期间仍依止降巴格西学习藏文、《比丘戒》《菩萨戒》《密乘戒》《菩提道次第》《俱舍论》等内容，并经格西灌顶，受度母等密法。同年秋，入藏团改组，组成十七人的学习团，永老便是其中一员。
1927年，永老随能海法师到理塘那摩寺（南无寺），依止降阳清丕仁波切学《六加行》《朵马仪轨》等。获降阳清丕仁波切赞许，亲自推荐往拉萨康萨仁波切处学习。1927年冬，永老随能海法师返成都、重庆等地筹措资粮。
1928年6月，永老随能海法师起程赴康定，同年8月到达昌都，同年9月到达拉萨，途中艰辛备至，非常人之所想象。到达拉萨后，永老等先住罗舍林札仓之甲冗康村学习，后随能海法师赴哲邦寺古母札仓之瓦须弥康村，亲近康萨仁波切。
历时四年中，能海法师深得康萨仁波切器重，尽授藏传佛教法要。1932年，能海法师取道印度，返回内地。永老仍住哲蚌寺亲近康萨仁波切学法。1940年能海法师率近慈寺弟子再次入藏，能海法师仍如旧亲近康萨仁波切，随行弟子住甲冗康村，并经永老介绍梯兹格西为依止师。1941年9月，能海法师二次入藏时，托付近慈寺寺务、法务的台源和尚、能观法师先后辞世，经多次催促，能海法师拜别康萨仁波切，启程返内地，时永老仍一如既往住哲蚌寺依止康萨仁波切学法。能海法师返内地途中抵昌都时，康萨仁波切圆寂，信息还是由永老电告的。
永老入藏学习前后达十六年之久，于藏传佛教教义造诣颇深，据悉尤擅《俱舍》等论典的辨析。1945年，永老返回内地，回到他阔别了二十年的薙染之地峨眉山金顶，后被委任为金顶当家，主持寺务。1949年，能海法师支持倡议因失火复建的峨眉山砖殿（万年寺）工程告竣，永老参与装藏开光等法务活动圆满后，应邀赴近慈寺常住。1951年起，实际负责近慈寺寺务。1962年，能海法师回川，郑重将近慈寺法席传付永老，赐法派名定行，永老正式接任近慈寺住持，在低谷中接过守护近慈寺法脉的重任，从此与近慈寺共同渡过艰难岁月，也见证了近慈寺的衰兴。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近慈寺被征为他用，永老也随同常住僧人被谴散，安排在石羊公社清和六队居住。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重新落实，1982年，永老继续担任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他积极呼吁并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他与原近慈寺僧人一道，多次，请求恢复原近慈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后经十世班禅大师、赵朴初会长的亲切关怀，在省、市等领导及主管部门的商议下，鉴于当时无法在原址恢复近慈寺的现状，决定异地恢复。经多方考察并综合考虑，1983年后，以龙泉驿石经寺为基础，恢复原近慈寺的法务活动，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正式开放，永老仍继续履行住持职责，肩负起组建僧团、恢复寺院的重任。
恢复原近慈寺，不仅是能海法师座下弟子们的心愿，更是永老履行守护近慈寺法脉传承的重要标志，石经寺的恢复重建，也了却了永老内心的夙愿。上世纪八十年代，永老还协助能海法师在世弟子，完成了《能海上师传》的采编工作，并亲自回忆审定了能海法师入藏学法过程的内容。永老作为近慈寺法脉守护人，还有更重要的法统传承，依然是他内心日夜萦绕的心病。在原近慈寺的恢复还没有正式确定之前，永老已经着手考虑近慈寺法统的传承事宜。永老深知能海法师的大愿，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恢复二部僧传戒，并与贯一老和尚商定培养隆莲法师为尼和尚人选。1982年初，随着隆莲法师、通愿法师倡导的在成都传授二部僧戒结束后，恢复历史教制的条件日益成熟，永老肩负起历史史命，决定实现能海法师、贯一老和尚的遗愿，正式传付法卷，如法卷所载，因贯老人付嘱海公上师，若求正法久住，必须七众皆全。今有比丘尼隆莲仁法，宿慧早成，戒行清净，显密并行，品德皆胜。曾依止近慈寺在铁像寺传二部僧戒（指1949年传正学女戒），堪付大法，不负两代老人所嘱，完成了三十余年来的殊胜法缘。
永老在传付隆莲法师尼和尚位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他同时也在思考近慈寺法统传承的大事。经过他的慎重考虑，决定传付时居文殊院的仁永师、镇（正）明师为近慈寺法统继承人。仁永师是能海法师剃度的第一批弟子，于1939年近慈寺首次传戒时受戒，后任能海法师侍者多年；改革开放后住文殊院，历任知客、监院、都监、西堂、首座诸职。正明师曾任近慈寺衣钵，随侍能海法师学法；改革开放后住文殊院，司知客职。永老付仁永师、正明师法统的手写草稿，现存铁像寺可查。
三 重兴成都佛教事业的大德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市佛教事业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洪流，是成都佛教界大德们需要审时度势作出历史性的选择。永光和尚时居近慈寺，迎来了成都和平解放，他毅然选择了新的历史际遇。
1962年10月22日至31日，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在银丝街招待所召开，全市共53名四众弟子代表参会，永老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和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正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永老被推选为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在此次会议前，永老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出席了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当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此次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永老以新任会长的身份，于11月14日主持召开了第二届二次理事会，主要讨论了三项事宜。一是结合薛安庆副部长的报告，讨论了当前形势问题；二是结合王怀亮处长的报告，讨论了宗教政策方面的问题，如诸山小庙是否应该收回搞宗教活动等问题；三是佛协今后的工作问题。从会议的议题看，此次理事会主要是为贯彻全体代表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
从此，永老成为成都市佛教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肩负起引领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积极投身新时代和适应新社会的历史重任。
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落实，成都市佛教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1982年1月5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文殊院召开，全市共80名四众弟子代表参会，永老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这次会议是成都市佛教协会在时隔二十年后召开的全市代表会议，如何对经历困境后的成都佛教进行历史性总结，如何对成都佛教的未来进行谋划，带领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以饱满的热忱投入国家新的发展大局中，是摆在重新恢复工作的成都市佛教协会负责人面前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永老在开幕词中说：全市人民经受了十年内乱，佛教界也蒙受了一场灾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痛苦。在这段困境中，我市广大佛教徒却‘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还是一方面坚持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住了这场严重的考验，从而才有今天的一切，真所谓由‘山穷水尽’到‘柳岸花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佛教徒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倍觉亲切，深感自豪！这充分体现了成都佛教界对所经历曲折阶段的理解和认知，也感受得出当时成都佛教界有将主要精力放在着眼未来的胸怀。正因为如此，永老在开幕词中，向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发出了号召，他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英明决策，拨乱反正，祖国大地，重见光明。几年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各族人民扬眉吐气，广大佛教徒如见曙光。当前，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地为我国实现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庄严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伟大时刻，我市广大佛教徒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扬佛陀‘大雄大力’的精神。因此，继全国及省佛教代表会议之后，我们成都市佛教徒代表聚集一堂，共同商讨爱国爱教、重建法幢、绍隆三宝、真是因缘殊胜，得未曾有，值得我们欢喜赞叹！这足以感受到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满怀信心迈向新时期的豪迈情怀。这次代表会议后，成都佛教事业的恢复重兴，逐渐步入了正常轨道。
到了1986年，成都地区已经有不少佛教寺院的政策得以落实，由于历史原因，僧团队伍处于青黄不接，寺院的管理能力亟待提高。鉴于全市区县开放寺庙的佛教僧尼多数不懂政策、缺乏宗教学识、无管理能力等现状，如何将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如何提高僧人的佛学造诣及掌握政策法规水平，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动承担职责，在永老的领导下，决定举办目的明确的专项。为此，设立了领导小组，聘请名誉会长隆莲法师为顾问，永老亲自担任组长，宽霖和尚、余昌文居士为副组长，负责的统筹和组织事宜。此次还得到了成都市民宗局的大力支持和有力指导，特别向各区县政府宗教科下发通知，在通知中明确了举办的目的，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市僧尼爱国爱教、爱国守法的基本觉悟，加强对党的宗教政策和佛学知识学习。
爱国爱教于1986年12月17日至26日在文殊院举办，全市共43名学员参加了学习。主要学习佛教教理教义、佛教道德观，佛教与社会公益事业，党的宗教政策等内容。永老出席开班式并作了动员讲话，为学员阐明举办的意义，他说：开办这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县区开放寺庙（活动点）僧尼爱国爱教的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宗教业务素质，紧跟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大好形势，发扬佛教优良传统，顺应时节因缘，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努力为四化服务，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搞好本寺庙的管理，逐步达到自养。真正实践‘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导。同时，还对参加学习的僧尼寄予了殷切希望，他说：在这学习中，希望各位同仁，不要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期望，一定要抓紧有利时机，专心听讲，认真领会和消化讲义的精神，以便加强自身建设，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模范佛教徒，为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这次的最大亮点，就是隆莲法师、宽霖和尚、永老等教界硕德亲自授课，既讲佛教原理，又讲现实如何做，通俗易懂效果较好。据结束后的工作简报可以知道，通过为期10天的集中学习，一使他们进一步懂得了佛教教理教义，二是明白了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理，三是认识到爱教必须爱国、爱国必须守法、没有祖国就没有教的道理，四是树立了基本法制观念、提高了对正常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动的分辨力。
由于组织有力，师资配备阵容强大，达到了预期目的，结束时，学员普遍反映效果很好，收获很大，办班及时、必要，纷纷要求今后继续举办类似，表示不仅自己要来，将徒弟也一并带来参加学习。今后，一定要以爱国爱教的人间佛教思想为基石，以实际行动管理好寺庙，与全国人民一道，树立共同理想，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四化’作出佛教徒应有的贡献。
这次培训班之所以能如期举办、圆满完成，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永老作为市佛协会长，与他的有力领导和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和佛教活动场所的不断增加，如何提高佛教寺院的规范化管理水平，也提上了成都市佛教协会工作的议事日程。佛教作为我国传统宗教，一方面需要继承寺院管理中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因应新的社会条件有所调适，如何建立起适应新的时代社会的寺院管理方式，成都市佛教协会在永老的领导下，计划制定出新旧结合的佛教寺院管理制度。为了让新制定的制度行之有效，决定组织成都市佛教学习考察团，赴各地学习取经，借鉴兄弟省市好经验和好做法。为此，1984年4月至5月，成都市佛教协会组织由部分常务理事及寺院执事参加的学习考察团，永老亲自率团，宝光寺都监广度师及仁修师，昭觉寺监院智益师，文殊院知客能真师、正明师，爱道堂监院广林师，市佛协余昌文、熊子宁、徐德全，市民宗处罗成钊、甘民强一行12人，赴重庆、武汉、安徽、江苏、浙江、山西等地学习考察。先后参访了重庆罗汉寺、慈云寺，武汉归元寺，安徽九华山，南京栖霞寺、灵谷寺，镇江金山寺，扬州大明寺，苏州寒山寺、西园寺、灵岩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上海龙华寺，舟山普陀山等地名山古刹，受到了诸山长老们的热情款待，并相互交流新形势下寺院管理经验。
学习考察团最后到达五台山，先后参访了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广济茅棚等名刹，受到五台山佛教界请佛法师、寂度法师、成佛法师、清海法师的高规格接待。考察团一行在永老的带领下，还专程参拜了能海法师的舍利塔，因为率团的永老与能海法师有深厚的法谊，同戒、同学，后又成为能海法师开创的近慈寺法脉的继承人，请佛法师、成佛法师、寂度法师、清海法师都是追随能海法师学法多年的上座，因此彼此见面格外亲切，大家回忆起随侍能海法师学法的岁月，分散数十年后在文殊菩萨道场重逢，内心的感慨和喜悦，真是难以言表，同门同道的情谊更是弥足珍贵。
学习考察团途经太原返川，在太原崇善寺受到省佛协会长三义老法师、秘书长根通法师的精心关照，根通法师出于对能海法师的敬重，对永老也是尊重有加，再有就是与余昌文居士有中国佛学院同窗之谊，对考察团在太原一行给予了周到的安排，令考察团成员感动不已。
正是永老这次率团赴全国各地学习考察，将各地寺院的管理经验收集汇总后，结合成都佛教寺院的实际情况，数易其稿，反复打磨，历时三年，成都市佛教协会最终制定出了《成都市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并在1987年10月召开的成都市佛教协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表决通过。《办法》共十章七十条，内容除总则和其他外，涵盖了寺庙组织、僧尼管理和教育、财务物资管理、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僧才培养、接待工作、安全保卫、环境卫生等佛教场所管理的重点工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规范成都市佛教寺院的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永老司职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期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积极支持宝光寺、文殊院、昭觉寺丛林宗教政策的落实，极力倡导恢复石经寺作为原近慈寺法脉道场，为新时期成都佛教寺院的恢复贡献了巨大的心力。永老还重视佛教后继人才的接引，积极支持参与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后首次在成都地区的招生工作，选送四名僧青年赴中国佛学院学习。永老还极力主张恢复法务活动，支持参与了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组织的传戒活动、1982年首次二部僧传戒活动、1985年四川佛教界首次传戒活动，并被礼请为尊证阿阇黎。永老为成都佛教事业的重兴，奉献了毕生精力，成都佛教界应该永远铭记他老人家的功德。
四 崇敬景仰的耆宿
永光和尚一生淡泊尚俭，讷于言而疏于讲述，重实行而密修精严，深受佛门四众弟子，特别是能海法师座下法脉弟子对他更是景仰和爱戴。永老一生爱国爱教，与党和政府始终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受到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的赞同和尊重。这可以从他示寂后治丧期间，党和政府、佛教界等各方面表达的崇敬中得以印证。
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到四川视察佛教工作期间，专程抽出时间到成都市佛教协会驻地拜会德高望重的永老，向他表示敬意，与他促膝交谈，会见时成都市民宗局王善敦局长、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昌文居士在座。
1988年7月1日凌晨，永老在成都市佛教协会办公地安祥示寂。永老示寂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庚即专门组织有四川省宗教局、成都市民宗局、四川省文史馆、省市佛协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永老示寂后的治丧事宜。随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全权负责治丧具体工作，宽霖和尚担任主任委员，隆莲法师、清定法师、温澜波、王善敦、邓宗澄担任副主任委员，大恩法师、贞意法师等10人为委员。
7月1日当天，正在四川视察工作的赵朴初会长闻讯后，立即从金牛宾馆发来了唁函：惊悉 永光法师于昨夜示寂，无任哀悼。特此致唁，并请代向近慈寺诸位大德表示慰问。祝愿 永光法师往生净土，乘愿再来，近慈寺常转。
7月2日，治丧委员会向有关单位、全省佛教界及永老生前友好发送了讣告。7月2日上午，永老法体送归石经寺安奉，7月7日下午在石经寺依制荼毗，礼请清定法师封龛、起龛、举火。
7月8日上午，治丧委员会在文殊院祖堂为永老示寂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宽霖和尚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市佛协名誉会长隆莲法师致悼词。隆莲法师在悼词中对永老的一生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悼词中对永老为佛教事业奉献一生的功德作了全面评价：永光法师在任近慈寺和石经寺方丈，以及在省市佛协任职期间，领导僧众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管理寺庙，安排僧众学修，维修寺庙建筑，保护佛教文物，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接待国内外宾客等方面，日夜操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悼词中对永老一生的立场作了客观评价：永光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追求进步的佛门耆宿，他一向专心致志于佛教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拥护中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加各项爱国爱教的工作。在十年期间，虽然受到冲击，但处之泰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满怀喜悦的心情，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热情从事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悼词中对永老的佛学修养作了如实评价：永光法师学修并进，持之以恒，戒行精严，为实践人间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献出了他毕生的心血。法师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
永老治丧活动期间，各级有关领导和部门、各兄弟宗教团体、各地佛协、佛教院校、诸山长老、大德法师、佛教界居士及生前友好等，或敬献花圈，或敬送挽联、挽帐、奠仪，或发来唁函，表示哀悼和敬重。
永老治丧活动结束后，《成都晚报》第一版还专门刊发特讯，向成都市全社会公告了永光法师因病圆寂的消息。
结 语
永光和尚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但他生前为新时期成都佛教事业所作的功德已铭载史册，留在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的心中。作为成都佛教界的后辈，深切缅怀永老的住世功德，继承永老住持圣教的遗愿，学习永老拙朴淡然的高贵品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更是成都佛教界全体同仁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