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寺的钟
明教寺坐落在淮河路东段，迄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传说它曾是曹操的点将台，之后变成了暮鼓晨钟的寺院。今天，它在最热闹的市中心，面对的是高楼大厦与时尚的购物商场，就像一位老合肥说的：明教寺其实一直都没有变，是它门前的路变了。
守岁在明教寺
二十年前，淮河路步行街还没有改造，坐落一端的明教寺的周边还不是今天这般模样。在它四周，尽是小摊小贩，卖各种各样的玩意，有服装、有小吃、有香火。寺庙门前的九狮桥街两边是枝繁叶茂且高大粗壮的梧桐树，树下是拎着篮子的、挑着担子的摊贩们。每个清晨，都呈现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集市面貌。
那时候的家长们哄孩子时，喜欢承诺放假带他们去看明教寺。出了明教寺，再到后面的逍遥津动物园玩一通。
每年的除夕夜，这里会变得更加热闹，彻夜无眠。很多合肥市民会到这里烧香，在千年古刹里烧头炷香、撞钟祈求来年好运，天长日久中成为一个习俗。有时香客能多达万人，可以用人头攒动来形容场景，而寺前的广场上也是鞭炮和烟花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从小在合肥长大的陈芳回忆说：“有一年我去明教寺守岁，等到零点时，在大钟前已经排了一百多人，大家争相敲响新年的第一钟。”
明教寺里还有素斋，二十年前，她并没有吃过。“听说里面很贵，妈妈是不会带我去吃的。”
直到她工作以后，每次路过明教寺，还是感觉到很拥挤，四周不是讨饭的就是卖香火的，可以用水泄不通来形容。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淮河路改造以后，这样热闹的场面才消失了。“其实明教寺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变的是门前的路。”
历经沧桑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崇尚佛教，在大江南北寺庙星罗棋布。而合肥的教弩台上，则兴建起了铁佛寺。隋末动乱，战火频频，寺院也随之荒废。一直到了唐代，在铁佛寺原址废墟中，挖得铁佛一尊，庐州刺史据情奏告朝廷，唐代宗李豫诏令重建，并且定名为“明教院”。到了明代以后，先是改称明教台，之后又改为“明教寺”，此后五百多年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
过去的岁月里，很多人习惯游览完明教寺，再去下逍遥津，这正因为明教寺位于逍遥津畔。而大战逍遥津的张辽又与这座建筑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明教寺正是在历史名迹教弩台上兴建，而教弩台相传是三国魏武帝曹操部将张辽屯兵防御东吴，筑台教练三军弓弩的基地。因此有很多人习惯称它为曹操点将台。三国时魏吴两国曾战斗十一次。这里地处古淝河与逍遥水汇合处，是两军对峙的前沿阵地，张辽屯兵在此，强弩手五百人，以狙击周瑜水师。
在寺庙东侧有一屋上井，井座高于临近的屋脊，井口石栏上刻有“泰始四年殿中司马夏侯胜造”隶书十二字，是公元268年的遗迹。最有岁月感的是，井栏处磨成深沟23条。
在采访合肥名人“曹大派头”的后人时，曾听说当年曹家为了治愈家人的疾病，为祈福特别捐资重修这口井。在明教寺一进山门的左侧墙上嵌着的青石碑上，记载了明教寺藏经阁因兵燹遭焚毁募捐重修的经过，最后镌刻着捐资人的堂号。其中排名第一位的是李府，第二位就是曹家的钱庄。
虽有听松阁，但据传说原来教弩台上并无松树，因为合肥夏天炎热，士兵难熬酷暑，曹操便令广植松柏。松树长成后，清风袭来，松涛阵阵。为了纪念古人，寺僧在此建阁，从此，“教弩松阴”便成为合肥的一个著名景点，听松阁也由此得名。
唐人吴资曾写诗形象地概括了明教寺的历史演变：“曹公教弩台，今为比丘寺。东门小河桥，曾飞吴主骑。”这正是在感慨：当年叱咤风云的教弩台，历经沧桑后，演变为暮鼓晨钟的丛林禅院。
几经兴衰
明教寺几经兴废。在清咸丰三年（1853），明教寺毁于太平军与清军的战火之中。后来，战事趋于平定后，太平天国将领肥西人袁宏谟，有感于“英雄气短、佛海春长”，慨然出家到肥西紫蓬山西庐寺，取法号通元。
之后通元参禅到明教寺，见寺宇破残不堪，意图恢复旧观，经过十多年四方云游，苦行募化，最终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实现复建这座千年古刹的夙愿。如今明教寺内的大殿和后殿，仍保留着原建风貌。
由于通元驻西庐寺，兼做明教寺住持，因此习惯上称西庐寺为上院，明教寺为下院。
1911年，北洋军阀夏叙堂以庐州军政分府军队卫队营长的身份率兵进驻明教寺。面对明教寺金碧辉煌的佛像，这伙人财迷心窍，刮去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身上的黄金，将千年古刹破坏得面目全非。
明教寺在几经兴衰后，直到1936年募化重修后，香火才再度旺盛，大雄宝殿内更加金碧辉煌，而且还建造了一座宽敞明亮的藏经楼。在这楼里收藏了两部大藏经。其中一部是1899年从北京请来的，另一部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在上海当寓公的段祺瑞赠送的。可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在上世纪30年代，明教寺里常有的僧侣达到50人，四方僧侣，云游挂单，往来都很频繁。法器也较为齐全，大雄宝殿内的香炉是由当时北洋制造局用合金铜铸造的，铸有“明教禅寺”四个大字。佛事开展得也比较平常，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和尚、尼姑、男女居士都在明教寺念佛讲经，举行“佛七”。
而它的财产也很可观，不仅有出租土地，还有出租房屋，财富一向居于首位，是当时安徽中部佛事最为活跃的佛寺之一。
民俗专家牛耘说，在过去，明教寺就相当于合肥佛教最有权威的机构，如果和尚犯了规，就由明教寺来对他做出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