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2014襄阳道安论坛”之学术主题报告会圆满闭幕

 为期一天半的“第二届襄阳道安论坛”之学术报告会于2014年12月25日12时圆满闭幕。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高僧大德近百人出席了闭幕式。
 
    黄夏年教授对整个研讨会作学术总结：2014年12月24至25日，第二届“道安论坛”在襄阳举行，这是2014年召开的最后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参会学者50余人。从会议文章内容来看，比第一届论坛更为集中，大家围绕道安主题从更加深入角度做了集中阐述。这是近年来道安研讨较有成效的会议之一。
 
    道安的佛学思想
 
    以往研究道安的思想，主要从道安与玄学、道安与庄子、道安与六家七宗、包括本无宗，以及与净土宗等几个方面来做研究，这次会议则在几个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外，还在道安思想的全面性做了更多的研究。例如王其谭从二十三方面全面介绍了道安的功绩，是对道安研究最详细的一篇长文，道安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能从这么多方面来取得研究成果，势必让我们深化了对道安的认识。姚卫群将“本无”思想与般若经的“空”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改变以往研究将这一思想与老庄联系起来的倾向。伍先林将道安的思想与僧肇的“不真空”思想进行比较，指出道安的佛学思想有两大特点，即综合与融贯的精神，以及注重实践的精神，认为这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特征。郭延成通过解读道安大师原典，认为道安大师的“本无”思想是符合般若思想本义的，道安大师的般若思想与《老子》道之“有”“无”及其关系思想有重大差别。李万进说道安意识到般若学是印度佛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般若学体系。许潇认为道安对说一切有部禅数学、毗昙学始终是一以贯之的。道安的“本无”是缘起论意义上的，这与王弼在本体论意义上阐发“以无为本”有着根本的区别。刘因灿推断道安造无量寿佛像，信仰弥陀净土是有可能的。刘剑锋指出道安在摒弃格义解经法之后，主要借鉴汉儒章句之法对经文进行注释，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佛教科判解经方式，对后世解经产生巨大影响。郑启奎认为道安格义思想是日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与文化格局的滥觞之一，是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的一个理论来源。郭美星提出“玄佛合流”萌芽于早期佛教翻译过程中的“格义”运动，正式开始于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佛教学者，鼎盛于僧肇运用正统的佛教般若学理论对六家七宗的批评，随着竺道生“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理论提出最终完成。赵伟认为道安不仅善于清谈，而且为当时的僧徒和名士们提供了新的清谈内容。韩焕忠认为道安建立本无宗义、诠释禅定境界、解释禅观方法等方面，都充分运用了《庄子》的概念、术语和思维方式。陈坚禅说了道安。上述各位作者，都对道安的思想做了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将道安的思想扩展到儒家及佛教思想的本身，认为道安思想坚持了佛教立场，突出了道安思想佛教本位，促进了研究道安思想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道安政教思想
 
    道安在政教方面提出了“不依國主，则法事难立”的思想，后来者对此评论很多，既有正面肯定的，也有置疑的。印顺法师认为不管从正面看，还是从反面看，这都是一条铁律和真理，也是中国佛教界不可逾越的权限，离开了这条铁律，中国佛教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中国化历程。汪海波亦说依国主、立佛法，远比他在佛教其他问题上的贡献要突出的多、重要的多。王公伟认为这既是当时特殊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也是未来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治久安之策。徐文明认为道安核心精神是他所倡导的“不依国主”，也就是独立自主精神。陈永革认为道安的重行为中国佛学主动流，并论及了对太虚的影响。习细平指出道安僧团表明当中国僧人的弘法自觉确立显现，并决定此后的佛教必将以一种从本质上区别中国本土文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又能为中国文化接受、理解、融汇的面貌出现。金易明强调道安法師僧團建制觀念，是其依照印度傳統沙門制度、僧尼律儀及僧團建制，并在對中國社會實際和文明稟賦、文化屬性現實考量的基礎上所確立的，成為後世中國僧團建制的基本方略，為後繼者開創中國佛教叢林規約之先。崔红芬认为道安制订僧尼规约不是盲从于外来律典，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订了便于僧团接受的戒条，变律华夏，以释为姓。昌莲试论安公组织传译、编目刊定、讲注佛经的传化方法论，及分头布教的传化途径，突显安公对佛法传播方面的贡献与影响。王荣国说学界有论者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说成是“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并视为“佛教与王朝政治关系”的经典性名言，似乎有脱离语境的断章取义之嫌。而“法事难举”与“法事难立”虽意思相近， “举”字更为贴切，宜用“法事难举”为好。上述的作者基本上肯定了道安在政教方面所制定的原则，并论及了道安对后世的影响，正确地指出道安在中国佛教中的开拓地位。
 
    道安生平历史研究
 
    谭世宝认为佛图澄给予道安非凡的赏识知遇，不把他作门徒学生看待，二人实乃非同一般的师徒关系，而是亦师亦友。道安与其一些同学的关系也是亦师亦友。王荣国通过《世说新语》及萧梁刘孝标注中有不少涉及佛教记载，就 “释道安”的记载进行文献辨析，兼及近人相关的论著，认为对《世说新语》有关佛教记载，应在甄别真伪前提下使用，刘孝标的注则可信度更高。近人余锡嘉《世说新语笺疏》有关佛教的内容有不妥之处。姚彬彬据《世说新语》辨析了道安答郗超书“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含义与句读的分歧，认为显当以龚斌之说为胜，盖嘉锡先生千虑一失之误也。王宏涛以为习凿齿的《与道安书》所表现出的玄佛合流之趋势甚为明显，认识他们要注意到当时整个中印文化的交流背景。胡中才说习凿齿与释道安是学术伙伴。白亦奠说释道安在襄阳和徒众的弘法、讲经，并在习凿齿协助下研究佛学理论和佛教的管理体制。徐仪明探讨道安的事迹以及其与襄阳这座中国文化历史名城之间的关系。叶宪允说襄阳是道安传扬佛法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王巧丽、崔峰认为北方战乱和道安困境，促使道安制订了南进北退策略。刘田田认为道安对其师佛图澄的思想与行事有所汲取，亦有所改进与创新，体现了随顺因缘时节的智慧方便，更突出表现了中国佛教的创造性。欧阳镇认为慧远忠实地继承道安弘扬佛教事业。黄崑威认为习凿齿与道安的北徙，无疑在增强南北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赖功欧说以道安（传道）、鸠摩罗什（译经）、慧远（立宗）三人为核心，其思想互动形成了其时佛学的三重参照系；于此可分别透见“领袖先贤，开通后学”的道安，翻译佛经并传扬中道及“性空”之学的鸠摩罗什，创立净宗并坚守“体极为宗”之法性论的慧远。这三个层面及其展开而成的三重构架，真正形成了其时佛学的隆盛。刘海玲说道安许多重大疑惑，因鸠摩罗什的到来得以解决。
 
    杨维中论述了道安在佛典中的贡献，指出前秦的佛典翻译几乎是在释道安的参与乃至组织下进行的。吴平介绍了道安编的《综理众经目录》与后世的《出三藏记集》关系。邢东风对《启法寺碑铭》文本做了考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的“道安像”还有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神奇不可思议的“印手圣人”。胡中才认为孟浩然的《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诗应作于襄阳，写的是离孟浩然家园涧南园仅一里远的襄阳龙泉寺。上述各位作者对道安生平做了比过去更深入的考证，特别是对习凿齿的身世与个性做了很多的说明，为我们认识道安与习凿齿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道安与杂学研究
 
    李蓉稽考典籍，比较中印，认为中国汉传佛教僧众“以释为姓”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是佛陀僧人姓氏规制在中国的实现与践行。习凿齿与释道安共同完成了汉传佛教僧众统一姓“释”法式的形成。谭洁认为，道安寄望用统一释姓，来为所有出家人创造拥有高贵释迦族的法脉传承，让天下出家人共享一个释氏家族的贵族大姓。黄夏年认为由于道安法师造像的成功，给后继者包括弟子慧远、昙翼等做出了榜样，也影响了他们对佛像的态度。马宗洁揭示道安所造丈六佛像的材质是“外金内铜”，即铜鎏金。张云江指出道安法师所创行香之仪式，对丛林生活有巨大影响，成为丛林生活诸多仪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崔峰认为道安在早期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上，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释贵明根据文物考察，确认了檀溪寺的位置在真武山下。魏平柱介绍了檀溪寺的历史。梁世和介绍了封龙山与道安等人的关系。唐忠毛认为道安的佛教诠释以及其后逐步发展完善的中国佛教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续写了佛教的“理性传统”。屈濤以麥積山石窟遺存為中心的觀察，考察了北朝彌勒信仰和造像的关系。上述作者的研究拓宽了过去研究角度，将研究道安的范围扩大，并对道安在后世的影响做了更多说明。
 
    道安研究经过大家努力，有了更多成果，但是道安对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还可以挖掘更多成果，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此外，对道安生活过15年的襄阳佛教，应该也要予以更多而深入的挖掘与研究，襄阳佛教在中国佛教的地位重要，但是现在的研究还不系统与深入，希望今后学术界能够多关心襄阳佛教，全面提升襄阳佛教，促进襄阳佛教的发展。
 
    湖北襄阳市民族宗教局局长白光德、学者代表张云江、湖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襄阳广德寺住持圣君大和尚分别致词。
 
    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4篇，与会嘉宾们道安在佛学上面的贡献等话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相信通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第二届襄阳道安论坛”之学术报告会对襄阳未来的发展，及在佛学上面的研究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