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大师与荆州天王禅寺的因缘
——兼论荆州市法显文化促进会成立的现实意义
荆州市法显纪念馆馆长 释恒峰
禹分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遍地闪烁着佛教文化的瑰丽光芒。早在1600多年前，西行取经第一人法显大师在实现西天取经的壮举后，驻锡荆州辛寺（即今天王禅寺）几近五年之久，并圆寂于此。在此期间，大师撰写了历史巨著《佛国记》，翻译并讲解了多部重要梵文律典，为中国佛教的健康传承作出了关键性贡献。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荆州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奠定了天王禅寺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缘起
佛法的住世与弘扬，僧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摄持，僧团就不可能稳定地存在，更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正如元照律师所说：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释序文》）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尽管汉地有许多来自西域诸国的僧人翻译各种各样的经典，但律典的翻译却非常罕见。直到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始有天竺僧人昙摩迦罗翻译出《僧祇戒心》，汉地才开始有了戒律。但在此之后，对戒律的翻译仍显凋零。东晋道安大师因应当时佛教僧团发展的需要，根据戒律的精神及当时僧团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作为僧团应遵循的法度。尽管此三例僧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僧团的管理，但对于需要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国佛教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缺乏戒律的具体指导，极大地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随着僧团的发展与壮大，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僧人如何共住共修，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迫在眉睫的问题。
法显大师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中记载，大师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一说山西省襄垣县)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幼年夭折，父恐祸殃及显，三岁时便把他度为沙弥。父母去世后，便决心出家，二十岁时受比丘戒，正式成为僧团一员。大师志行明洁，仪轨整肃，针对当时佛教经典翻译在戒律方面的缺失，他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正是这样一种为佛教担忧的心情，促使大师发起了西行求法的誓愿。当然，这一求法愿望的萌发，也有其历史背景。自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并开辟丝绸之路以后，汉地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时西域有不少国家已信奉佛教，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域僧人进入汉地弘扬佛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域僧人的前来，无形中也激发了汉地僧人对佛教发源地的神往。
种种因缘和合，大师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与慧景等四僧结伴，矢志西行求法，途中又遇智严等五僧，前后共十人。然而，在随后漫长而又艰辛的求法岁月中，一同结伴西行的僧人，有的半路而归，有的客死他乡，有的留居他国，最后唯有大师一人坚持走完了这条漫漫求法之路。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历时十四年，大师抄得四部佛教梵文经书《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杂藏经》共一百余卷。随后，他带着之前于天竺抄得的《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十余部梵文经籍，万里奔波，历经惊风险浪，饱受饥渴劳苦，终于在离乡背井十四年之后，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从海路返回祖国，实现了西行求法的誓愿。
二、法显大师驻锡荆州的历史因缘
公元416年，法显大师离开建康（今江苏南京）来到荆州，既是历史选择，也是机缘所致。
1、法显大师在建康道场寺译经期间，因有人对译本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引起纷争，译经工作被迫中止，大师只能选择离开建康，前往别处。
2、北方诸侯奔突，政局动荡，不利于安心开展译经工作，这在客观上促使法显大师选择继续留在政局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
3、作为海、陆两路佛教文化交流连接地之一的荆州，在法显大师驻锡之前就有西来梵僧在此弘法译经，开始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为荆州地区佛教的传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法显大师晚年驻锡荆州辛寺的重要因缘。
4、荆州辛寺是当时最主要的佛经翻译道场，律学兴盛，翻译人才众多。412年，梵僧昙摩耶舍到辛寺翻译佛经，擅诵毗婆沙律，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413年，精通汉语的卑摩罗叉在辛寺主讲《十诵律》（即《萨婆多律抄》，由鸠摩罗什与佛若多罗等于后秦弘始七年译出），析文求理者，其聚罽宾僧人如林，弟子慧猷从之受学，成为荆州地区的律学宗师。辛寺浓厚的律学氛围和众多律学人才，正好契合法显翻译和传播律学的需求。
三、法显大师在荆州的主要弘法活动
法显大师驻锡荆州辛寺（即今天王禅寺）几近五年（约公元416——420年），并在此圆寂，享年86岁。法显大师缘结荆州，主要弘法活动有以下两个方面。
1、完成了《佛国记》的修订
关于《佛国记》的付梓地，一度众说纷纭。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一致认为，法显大师在驻锡荆州辛寺期间，完成了著作《佛国记》的修订。
《佛国记》又名《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等，约13980字，系法显大师唯一的著作。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法显大师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的旅行经历，不仅描述了旅途的艰难和险阻，还详细记录了我国西域地区和中亚、南亚、东南亚30多个国家的地理、交通、文化、风俗、物产、社会生活、经济、自然景观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当时中外交通和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及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
《佛国记》属佛教地志类著作，体裁是一部典型的游记。大师以其生动的笔触，将旅途的艰辛与发现的喜悦、对佛教的虔诚与对家国的忧虑交织在一起，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佛国记》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现代以来，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成为中外史学家、文学家研究的瑰宝。
2、翻译并宣讲多部重要律典
法显大师驻锡荆州辛寺后，仍积极从事译经事业。据《天王禅寺功德碑》《皇甲古刹碑》等史料记载，法显在辛寺参与翻译的律典共六部七十三卷，并在辛寺、皇甲古刹对其中《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两部律典进行了讲解。
三、法显大师对荆州佛教文化的影响
法显大师在荆州辛寺不仅完成了历史巨著《佛国记》，还翻译并讲解了《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多部律典，极大地填补了中国佛教戒律残缺不全的状况，为随后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引发了时人对佛教适应社会发展的思考。大师极力倡导的涅槃实相佛性实有等理论，与当时广为流行的般若性空之学相得益彰，与日渐兴起的玄学思想相辅相成，故而被当时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南朝梁僧祐法师曾指出法显后至，泥洹始唱，便谓常住之言，众理之最，般若宗极，皆出其下。关中四圣之一道生法师受法显翻译的《大般泥洹经》启发，唱阐提之人皆当成佛之说，孤明先发，使涅槃佛性一时竞起，为后世禅宗的光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此，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汤用彤评价说：开中国佛理之一派，至为重要。
在法显大师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荆州这块佛教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外著名高僧和佛教文化学者参与译经事业，如梵僧佛驮跋陀罗，南朝齐宗室大臣、文学家萧子良（460—494），荆州名士刘虬（437—495），《须大孥经》翻译者法坚大师等。唐贞观三年（629），著名高僧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之前，从四川乘船来到荆州辛寺讲经弘法，先后讲解《摄大乘论》和《解深密经》，荆州僧俗四众，包括当时镇守荆州的汉阳王也前往听讲，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胜，讲完之后䞋施如山（施舍的财物堆积如山）。史料记载，玄奘法师驻锡荆州辛寺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公元629年5月至630年8月），对荆州佛教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文献考证，在法显大师之后约1200年间，先后有七十多位中外著名僧俗翻译家追寻大师的足迹来到荆州辛寺从事译经事业。在此期间，尽管辛寺名称历经多次演变，但它作为全国最大佛经译场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作为全国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荆州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奠定了这座千年古刹在湖北乃至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法显文化的重要载体——荆州天王禅寺
荆州天王禅寺自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恒印祖师开山以来，卓然存续1800多年，历经三次易址，四次更名，演进之迹历历可考，古迹文史斑斑可证。在以法显大师、玄奘大师等为主要代表的历代高僧大德的加持下，佛教文化雨泽信众，佛理经典翻译传播，寺院戒律庄严道场，佛教遗产有序传承，法脉汲深流远，法泉清粹不涅，于涵泳沉潜、佛理宣化阐扬中，佛子龙象辈出，经集汇聚如海，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荆州古城老南门外御路口扩建施工，考古人员对辛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石碑三通，分别为辛寺中兴功德碑天皇道悟禅师传法碑天王禅寺功德碑，分属东晋、李唐、明初三个朝代。碑体破损严重,残缺，但碑文犹可辨析。其中《辛寺中兴功德碑》立于公元422年（即法显大师圆寂荆州辛寺后第二年），碑载□显法师驻锡辛寺，续著佛国记，终付梓。皆西竺□□也，时□相传阅。为佐证法显大师在荆州辛寺完成《佛国记》的修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
以上三通石碑碑文显示，荆州辛寺自公元168年恒印祖师开山以来，历经三次易址，四次更名。
天王禅寺历代中兴祖师
恒印（公元146——？年），天王禅寺开山祖师。荆州孱陵（今公安县）文氏子，父母早亡，年十六立出尘之志。二十一岁于澧州（今湖南津市）古大同寺礼真一和尚圆具，次年托钵至江陵草市，因感悟此乃灵异之地，遂卓锡振地，结茅而居，取名辛寺。公元184年，荆州刺史王睿捐资大修辛寺，寺院规模日渐宏大，史载为殿者九，为楼者十八，凡三千六百僧舍，望风投奔者不绝于途。
法显（公元334——420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三岁度为沙弥，二十岁圆具。公元399年，师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不顾六十五岁高龄，毅然西行求法，历时十四载，游历三十余国，取回经律十余部。师八十二岁驻锡天王禅寺，翻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律典，讲集之余，完成著作《佛国记》的修订。八十六岁圆寂于此。
玄奘（公元602——664年），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唯识宗创始人。唐贞观三年（629）5月，师驻锡天王禅寺，讲解《摄大乘论》和《阿毗达摩》等经典，荆州僧俗四众有深悟者悲不自胜。因受法显精神感召，师于公元630年8月，在天王禅寺具斋立誓，开启漫漫西行求法之旅。
道悟（公元748——807年），即天皇道悟禅师，唐代禅僧，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俗姓张。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具戒后，谒径山国一，服侍五年，终受印可。建中二年（781），入衡岳参石头希迁禅师。初住沣阳，后栖止当阳紫云山。建中四年（783）驻锡荆州天皇寺，精修梵行，为江陵尹右仆射斐休所归崇，法席愈盛，世称天皇门风。
道悟（737——818），即天王道悟禅师，渚宫(湖北江陵)人，俗姓崔。十五岁依长沙寺昙翥和尚剃度出家，二十三岁参嵩山律德，寻参石头希迁，止二年，但不契悟，遂入长安参南阳慧忠，更谒马祖道一，言下大悟，且依其劝说，还至渚宫。师于元和二年（807）驻锡天王禅寺，至元和十三年（818）四月示寂，世寿八十二春，僧腊五十八夏。
峰伟（1301——1374），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俗姓朱。十三岁于九华山甘露寺祝发，十六岁圆具。明洪武二年（1369），师驻锡荆州天王寺，因讲解《大乘起信论》《六祖坛经》等经典，深得荆州藩王朱柏赞许。次年，朱柏奏请父皇朱元璋拨专款整饬天王寺，获准。是年夏，朱元璋御赐护国寺金匾，并就地充田九十九公顷。乘此因缘，师大兴土木，寺院规模远超往昔。
五、法显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
法显大师是中国最早具有世界眼光和开创中国佛教对外友好交流事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足迹遍及当时西域诸国、印度诸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搭建了一个中外沟通的桥梁，堪称一带一路的先行者；大师秉承好学敏思、广识博闻的中华传统，所到之处，不但认真学习当地语言，而且细心观察当地民俗、文化和社会，撰写了历史巨著《佛国记》，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法显大师驻锡荆州，是荆州乃至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大师坚定不移的信念、救度苍生的慈悲、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回的意志、孜孜不倦的进取、深厚真挚的情义、心系桑梓的情怀、舍死忘生的胸襟，赋予了荆州历史文化深厚的底蕴，不仅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起着重大的激励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
党的以来，习近平主席在重大国际外交场合先后八次提及高僧法显，习主席频频为高僧法显点赞，令人鼓舞。荆州佛教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法显大师及天王禅寺已成为荆州人文历史的一个文化符号。法显大师的精神品质，已深深嵌入荆州历史文化的肌理，凝聚起荆州儿女筚路蓝缕、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入挖掘、有效保护、传承利用好这一具有荆楚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不同维度探讨佛教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进一步推动佛教中国化荆州实践走深走实，加快推动天王禅寺的建设，是摆在荆州佛教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024年11月18日，在荆州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荆州市法显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这是法显大师与荆州千年佛缘的延续，是荆州乃至湖北佛教文化史上的又一大事因缘。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法显大师所开创的西行求法运动延续千余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荆州，不仅是法显大师的圆寂地，更是法显大师译经、讲学、著述的重要驻锡地，荆州成立法显文化促进会，研究、继承、弘扬以法显大师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外求法僧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精神，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2024年11月18日，荆州市法显文化促进会成立。
荆州市法显文化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聘请湖北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隆醒法师（右二）、荆州市人大会原副主任孙贤坤（左二）、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何方耀教授（右一）、荆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心继法师（左一）为名誉会长。
首先，在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时代，任何地方的发展都被纳入全球发展的潮流之中，必须以开放的胸襟面向世界大势，适应世界潮流。而法显大师作为西行求法运动创辟荒途的开拓者，其不畏艰险、舍身求法的壮举，其敢于探索未知领域，放眼世界的伟大胸襟，正是我们今天面对世界一体化潮流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财富。
其次，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勇敢地探索未知领域，不断地创新，才能赢得发展的机遇，而法显大师等一大批西行求法的先行者，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创新思维，敢于挑战未知领域，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正是当下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和勇气。
第三，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建立文化自信。荆州本是楚国故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佛教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以法显大师为代表的佛教界精英从魏晋以来，在与印度等西域各国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将印度的佛教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文化，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传承体系。成立荆州市法显文化促进会，就是要推动对传统优秀佛教文化的发掘、整理、继承、创新，为建立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历史借鉴。
荆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荆州市法显文化促进会主要发起人、荆州市法显纪念馆馆长、荆州天王禅寺住持恒峰法师讲话。
荆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清亮讲话。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何方耀教授代表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作为法显文化的重要载体，荆州天王禅寺将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加快推进易址规划重建步伐，以文化兴教，文化兴寺的理念，将天王禅寺建设成为一座既有浓厚佛教气氛，又有丰富文化内涵；既有纯正道风，又有严谨学风；既能安僧办道，又能对外弘法；既继承传统，又适应现代的都市丛林。同时，天王禅寺将充分依托荆州市法显文化促进会这一平台，团结带领广大信众，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宗教中国化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积极响应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伟大时代的召唤，进一步发挥佛教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弘扬法显精神，传承法显文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动扛起佛教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大旗，把天王禅寺打造成为法显文化权威阐释地、活动聚集地、场景再现地、文旅目的地，在荆州全力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上，展现天王禅寺与时代同愿同行的美好愿景。（图/文来源于荆州天王禅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