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0日至11日，由广州市佛教协会主办、广州市大佛寺承办、岭南佛教文化研究院协办的第六届普觉论坛·2024广州市大佛寺生命教育学术交流会在广州市大佛寺圆满闭幕。来自不同背景和领域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安宁疗护机构等各界人士汇聚羊城，在这场高标准的学术大会上，他们凝聚观点与共识，也向现实抛出多重生死待解议题。
第一场主题：
哲思生死——东西方文化中的生死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他从古典文学角度如孔子、庄子到苏东坡等文人士大夫出发，让我们透过更广大的历史视角看到先贤们对于生命尊严与价值的认识。
来自中国台湾的慈光禅学院院长惠空法师则从佛教视角深入浅出的阐述《死亡流程与境界》，分享了佛教所讲的主宰生死力量的是“业力”，用福报和智慧来破解业力迷局，期望大众能够离开恐惧、痛苦，自在地面对死亡，创造更好的生命未来。
在凤凰对谈环节，凤凰网佛教文化、十愿网总编辑崔明晨作为主持人，邀请了慈光禅学院院长惠空法师、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奉上了一场兼具深度与智慧的对话。
当至亲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你会不会选择告诉真实病情？
黄裕生教授认为应该告诉患者。如果不告诉他，他就无法安排最后的生命时光。但对一些从未想过死亡、沉迷于这种观念生活的人，他的确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死亡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慈光禅学院院长惠空法师表示赞同黄教授的观点，他说我们不仅要告诉他，还要给他一个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佛法要传递的：如何告诉他，告诉到什么程度，还要告诉他有什么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肉体的束缚，这是宗教的使命和责任。
对低龄幼童进行死亡教育，会不会适得其反？
“在死亡教育中有些死亡场景可能会对幼童会有不适，可是任何事物的表述都是可以经过修饰和美化的，可以有意识地做一个更和谐、更适合的阐述，我觉得这是技术性的问题。”惠空法师说到。黄裕生教授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对幼童进行死亡教育，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对儿童进行死亡教育。黄教授认为当儿童问出“我来自哪里”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死亡教育。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源头意识、也就是自我觉醒。如果没有对死亡的理解，那我们所理解的自身就不是真正的自身。
活得好好的，为啥要研究死的问题？
网友抛出的这个问题，激发了现场大德专家的热烈发言。黄裕生教授对此反驳道“认为我活得好好的，干嘛要接受死亡教育？就好像说我活得好好的，还有必要接受科学教育、艺术教育、哲学教育一样。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世界，又怎么能活得好好的。人终有一死，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苟且地活着。如果人的生命能够无限期地活着，这对人来说是一个惩罚，从前看到壮丽的山河会激动、会感慨，结果不死以后，见到这些景观都没有了意义。所以因为有“死”才能真正理解到死，才能真的活得有意义，那才是人的“活”。
慧开法师从个人经历切入出发，提出为了好好的活，当前泛滥的养生，其实不仅仅要保养人的肉身，更要连接到人的往生，这样的养生才有意义，我们不仅要好好活，将来还要好好死。这些需要生的时候就做好准备，我们的身体有使用年限，要早点做准备，将来要见好就收，然后展开下一期生命的有序经营。
第二场主题：
医道善终——医学在安宁疗护领域的发展与践行
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管理中心专家组组长施永兴主任从事安宁疗护临床实践与研究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见惯了“孝子贤孙”们为了在死神手里夺回至亲，不惜过度医疗的诸多案例，他说“有时候面对高龄老人的自然死亡，‘见死不救’才是安宁疗护的大慈悲”，朴实又犀利的话语获得了现场的共鸣。
随后，中山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系的程瑜教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普惠性安宁疗护，他分享说：中国人是最不怕死的，如中国式过马路、一言不合就拼命是对生命的蔑视，但国人也是最怕死的，但凡人生命末期大部分都会进ICU抢救，这些现实正是现代医学要考虑的问题，也正是推广中国特色普惠性安宁疗护的必要所在。
作为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的一名医生，周翾主任从2013年成立儿童舒缓治疗团队，2017年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建起了儿童临终关怀病房。儿童安宁疗护有非常多独特的问题，周主任从自身经历出发，分享了她的思考：“所有的人都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包括孩子自己，那么，我们要和一个儿童来讨论死亡问题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要看到对方的需求。”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一方教授看来，健康中国的标准就是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国人要怎么死得其所？就应该像安宁疗护一样，有关怀、有照顾，无有痛苦，心平气和。王教授认为生命教育要分众传播，要有针对性的普及。
近些年随着社会发展安宁疗护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焦点，怎样普及安宁疗护，还面临哪些困境和现实矛盾？在凤凰对话环节，邀请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副会长周大力女士、香港大觉福行中心住持传灯法师进行了讨论。
安宁疗护到什么状态和程度，可以安心走 ？
周大力女士认为，进入生命末期，进安宁疗护病房不是由本人判断，也不是由于家属判断，而是由医生专家来判断。是否能够进入安宁疗护病房的关键，前提一定是他本人选择了尊严死，他如果没这样选，就是要“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也充分尊重他的选择。传灯法师从临终关怀的实际案例，分享她的经验“当他的生命已经不能逆转了，所有器官已经衰竭了，我们就要放他走，放手不是不爱，放手是爱的升华。”
靠情怀在支撑的安宁疗护，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
传灯法师带领团队已经从事了15年的安宁疗护工作，关怀了超过75000多位的对象，在香港通过跟医院合作，定期走入病房来关怀每一位不管是病苦，还是心理上苦的人们。法师说“关怀每一位病人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存在就有价值和意义了。”
当前从事安宁疗护的人，都是在靠情怀支撑。周大力女士呼吁各位在座的专家学者们一起行动起来，让安宁疗护能够进入医疗体制中，能够真正成为老百姓的普惠政策，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尊严死和善终疗护。与此同时，周大力女士带领团队也做出了重要突破。
生前预嘱填完了，不代表就能“好死”
周大力女士在生前预嘱工作的推动中，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即便是填写了生前遗嘱，我的死亡我做主，但到时候家属就是不同意。她总结说因为生前预嘱没有相应的配套法律。我们国家实施安宁缓和医疗，必须要有真正的完整政策配套做支持，有法律保护才能真正落地。其次，尽管目前试点城市已经200多个，但面对现实还是困难重重，什么时候全国所有的医院都能够接收安宁疗护群体，这个理想要实现的话，我们每个人开始行动起来尽己所能来推动生前预嘱入法。
临终关怀的时候，不要一味传达佛教理念
一说到“临终关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助念”，但传灯法师说她所从事的临终关怀工作，并不是一味的输出佛教往生念佛的理念。而是看他的真正需要是什么，他准备好了没有，他的身体有没有痛苦，先要处理好身体上的不适以后，才有灵性关怀的空间，尽管我们是宗教团体，但我们要把宗教活在我们的内在生命当中，我们表现出来的“身教”就已经能够陪伴和聆听到病人和家属的需要。
第三场主题为：
教观人生——超越生死的安慰与关怀
出家38年，研究生死学49年，实践生死教育27年，对东西方生死学都有非常深入研究的佛光山寺副住持慧开法师，带领大众开启“生死自在”的大门。从西方宗教生死观综览，到东方本土宗教儒家、道家、民间信仰、佛教生死哲理、华人的信仰特质的阐述，法师说三世生命观蕴含着一种积极而且有开创性内涵的生命观架构，而在生命流转的过程中，如何活得心安理得，在生离死别之际，如何走得潇洒自在，在死生蜕化之际，如何安顿身心是芸芸众生永远的必修课题。
香港大觉福行中心住持传灯法师以《只想舒舒服服地走——佛教院侍聆听病者的心声》为题，介绍了佛教院侍部的缘起与发展及丧亲哀伤照顾。大觉福行中心佛教院侍部有一支受过专业培训的院侍及心灵使者，在医院为病者进行心灵关怀。“真爱无界限，陪你度难关”大觉福行中心长期开展生命教育，对老病弱的心灵陪伴和灵性关怀，“幽谷伴行，暗路明灯，倾听是不二的法门”法师的悲心愿力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江西庐山东林寺莲宗医学研究所负责人凡提法师从佛教视角剖析生死，以东林寺的生命终极关怀事业莲医所的缘起与展望，向大众分享了东林寺生命关怀实践之路，通过诵念佛号、闭关静修、人才培训、夏令营等方式，让更多人生起对净土的信心。
西双版纳景洪市大金塔寺禅修导师如应法师分享了题为《令生业与临终关怀》的演讲，法师指出佛教善终教育对象不仅是即将死亡的临终者，更是生命存在不确定的青少年和中老年人，为确保这些群体得到善终，就需要重视日常培育善的习惯，实践五福之因。而对于已经直面死亡的临终者，则根据具体情况，善加引导，力所能及地培育善近死业，让有限的生命走向无限的光明。
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场凤凰对话随之展开。对话邀请了佛光山寺副住持慧开法师、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管理中心专家组组长施永兴主任，两位嘉宾就自身领域发表了精彩见解。
人们对自然老死的认知不够，导致过度医疗
慧开法师讲述了自己父母的自然死亡过程，他在分享中强调当前人们对自然老死的认知严重不够，无法判断人临终时身体关机的流程，导致临终时做出错误的行为。佛教中对此有判断标准：预知时至、所作皆办、发愿往生。法师比喻说，就像一位优秀的学生，只要修满学分，可以提前毕业。面对死亡的恐惧，法师以数学方程式的逻辑巧妙比喻，人生的这道方程式不是无解的，找不到答案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视野太过狭窄。
安宁疗护供需缺口大，立法支持和教育培训是关键
“一个城市需要多少安宁疗护机构、多少张安宁病床、配备多少医护人员、社工义工等多学科专业人士来从事临终关怀，需要立法和完整的政策支持。2012年上海市政府将“开展社区临终关怀服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让我们看到政府对民众临终关怀的责任和担当。”施永兴主任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