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日至4日，上海玉佛禅寺举办“佛教中国化与当代寺院建设”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上海玉佛禅寺·觉群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办。
研讨会邀请到三十二位学者在线上线下共同参与。会议以“佛教中国化与当代寺院建设”为主题，并分设：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演进、佛教中国化与人间佛教、学修体系与寺院制度建设、佛教中国化与社会发展、立足经典阐发正见、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六个分议题。特编发与会专家学者发言和论文观点摘要，以飨读者。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演进
第一场“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演进”议题，由觉群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方芳主持，中山大学龚隽教授点评。上海玉佛禅寺方丈觉醒法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忠毛、上海大学教授程恭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金玉、复旦大学教授王雷泉分别作主题发言。
觉醒法师以《崇俭戒奢的历史实践与现实意义》为主题在发言中指出，佛教历来注重崇俭戒奢，在佛教经典中有很多关于这一思想的论述，自古至今的丛林建设中也始终贯彻了“崇俭戒奢”的理念。在玉佛寺的历史中，祖师大德也多有俭德之训，俭朴自励，淡泊明志的玉佛家风代代相传，使寺院成为繁华都市中的一方净土，把人间佛教的精神发扬光大。
黄夏年教授通过线上作了题为《怎样认识“佛教中国化”》的发言。他表示，佛教是中国化进程最高，进化最彻底的中国宗教，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佛教始终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与社会发生相适应的互动，最后与整个社会相融，铸成了共同发展进退的民族特质。
唐忠毛教授以《再论佛教中国化的向度及其时代性、民族性问题——兼论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核心意涵》在发言中表示，当下讨论的新时代的佛教中国化有着明确的时代性与现实性语境，这和学界之前熟悉的历史视域（佛教史视域）中的佛教中国化有所不同，不能单纯地从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视野去理解它。某种意义上只有厘清佛教史视野中的佛教中国化不同向度的特点与规律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核心意涵，才能更好地明确当代佛教中国化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避免各方主体对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产生泛化理解与庸俗化理解。
程恭让教授以《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是善巧方便——基于印度-中国大乘佛教教法义理学的一种系统反思》为题在发言中表示，通过对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回溯性反思，说明了突破佛教中国化历史难题的方式，还是应该回到善巧方便这一大乘佛教的基本智慧传统上，中国佛教应当重新回归善巧方便的教法思想传统及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并重并举、辩证统一的义理学核心原则。总之，如果说般若智慧是佛教义理学的“纯粹理论理性”，那么善巧方便则是佛教义理学的“纯粹实践理性”。
温金玉教授通过线上作了题为《伦理冲突与调适：佛教中国化的观念演进》的发言，他表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土起，便开启从观念到制度的中国化过程，经过冲突、磨合、协调、融合，最终在观念层面解决了本土化的转化，倾力于打造中土圣地与圣僧形象，并突出了忠孝两全的伦理建构，彻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为成功的文化嫁接案例。
王雷泉教授以《真实理与虚假心——从“简非”看〈摩诃止观〉的撰述思路》为题在发言中表示，取材《摩诃止观》中方言、简非前二部分，从发菩提心为成佛之道、依教理简别虚假之心、论机教感应中的方法、论证五略的编撰思路四个方面论述了智顗建构教义体系的思路和方法。
佛教中国化与人间佛教
第二场“佛教中国化与人间佛教”议题，由上海大学讲师黄凯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金玉点评。四川大学教授段玉明、南京大学教授邵佳德、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丁建华分别作主题发言。
段玉明教授通过线上以《人间佛教寺院的社会性》为主题在发言中指出，从实体来看，寺院可以被定义为“用于从事宗教仪式或活动的公开性屋化建筑”，意即它是服务于宗教的、不据纳公众的并且具有“屋”性特色的建筑。落实到汉传佛教寺院，自晋南北朝始，寺院就是信众与非信众共有的精神与文化家园，其公开性表现尤其充分。人间佛教是上世纪开展出来的一种佛教形态，以面向社会、服务人间为其宗旨。于此宗旨之下，传统佛教的很多方面都需要一次“人间”转身，以求达至净化社会、净化人生的根本目的。
邵佳德教授以《太虚的佛教改革及其对当代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启发》为题在发言中表示，太虚大师等僧人的人生佛教改革虽然不是以中国化为旗号，但其理论和实践却有很多中国化的意义。历史上的宗教发展和近代佛教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在有效衔接理论总结与实践指导、辩证看待中国主体与世界影响、全面理解中国宗教特点、准确把握中国化时代主题方面，均有值得借鉴的资源，是探寻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出路的宝贵财富。
李天纲教授以《全球佛学：法舫〈唯识论谈〉中的佛学研究方法略论》为题在发言中提到，以法舫《唯识论谈》为研究对象，从东亚佛学的世界化、人间佛教（人乘佛教）的本体论、为“人间佛教”寻找神圣本体、法舫唯识论研究的方法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系统而详细的论述了法舫法师“佛学为本，哲学为用”的唯识论研究方法。并指出法舫法师是自觉继承和阐发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学者，将“人间佛教”置于佛教教理和现代哲学双重基础之上，是法舫一生的努力。
丁建华以《从“人间佛教”到“佛商”——东亚佛教文化维度下稻盛和夫思想考察》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以稻盛和夫为研究对象，指出关注现实人生，克制私我以提升“心”的境界与力量，是东亚佛教文化在稻盛和夫思想中的集中体现。以稻盛和夫为代表的“佛商”对超越性的诉求，表现在对商业行为中一味诉诸金钱的否定，使得人成为商业行为的主体与对象，对社会精神的丰满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学修体系与寺院制度建设
第三场“学修体系与寺院制度建设”议题，由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定源法师主持，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点评。四川大学教授王大伟、江南大学教授邓子美、上海大学成庆副教授、苏州大学教授吴忠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夏德美分别作主题发言。
王大伟教授以《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饮食制度》为题在发言中指出，饮食作为僧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从原始佛教时期就被制定出诸多制度性内容。我们所熟知的“过午不食”“蔬食”“断酒肉”等佛教饮食原则，实际是印度与中国两种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汉传佛教饮食制度。隋唐时期的僧众经常参与受斋活动，这不仅是饮食层面的需要，更是佛教行持的展现，是信众、教团、僧侣三方诉求的社会化行为。
邓子美教授以《当代玉佛寺院建设之奠基——1979-1995》为题在发言中提到，以真禅法师《玉佛丈室集》中有关寺院建设部分的亲身记述为依据，扼要追述了历经浩劫后玉佛寺院建设的重启、奠基全过程，指出了真禅法师及其承继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华严菩萨行对寺院建设的引领作用，在充分肯定当代寺院建设的成就同时，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须精心守护、发扬赵朴初强调的中华佛教三大优良传统。
成庆教授以《修行生活的重建——以天童寺两位僧人为例》为主题在发言中表示，通过天童寺的两位80年代出家的僧人口述为基础，从他们出家的动机乃至修行道路的选择与具体特质方面，去考察他们如何从这样一个大变革背景下的佛教恢复阶段中重建自己的修行生活，并以此观察大陆佛教恢复与重建的内在动力与脉络。
吴忠伟教授以《寺院制度建设论与现代中国佛教形态转型——基于倓虚法师与巨赞法师对论的视角》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以民国至20世纪50年代为限，以倓虚法师的天台佛教制度建设论与巨赞法师的“僧制改革”论为典型，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比分析认为民国时期倓虚法师的天台佛教制度建设论主要着眼于佛教在制度运作上的“有效性”，故其有一些“程序”与“技术”上的举措；相比之下，新中国建立后，巨赞法师的“僧制改革”论更多着眼于佛教制度本身运作“原则”的“合法性”，故对寺院建设有着更多意识观念层面的考虑。从民国时期的倓虚法师，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巨赞法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对合法性危机的应对，同时也勾勒了中国佛教形态现代转型的演进脉络。
夏德美教授以《戒与礼的冲突与融合》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从“义”和“制”两个层面分析戒与礼各自的内容、性质，梳理戒与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冲突斗争走向融和并存的主要发展阶段，考察戒与礼在互相影响下的双向扩充，在一个特定方面展现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佛教中国化与社会发展
第四场“佛教中国化与社会发展”议题，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冲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忠毛点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永革、东南大学教授董群、南京大学教授杨维中、上海大学讲师黄凯、南京大学教授胡永辉、西北大学教授李利安分别作主题发言。
陈永革教授以《新时代人间佛教如何可能 ——论佛教制度的中国化改造及其社会适应》为题在发言中指出，佛教时代化既是佛教中国化的一大议题，更是佛教思想、佛教制度中国化的重要建构。佛教中国化，既是适应中的改造，亦是改造中的适应。中国佛教的时代化改进，不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化”寺院，而且必将通过改造佛教（寺院）制度来呈现，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传承，使之成为新时代人间佛教如何可能的一条现实路径。
董群教授以《基于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导向的当代寺院建设》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从当代社会对宗教提出的中国化要求的背景下思考“佛教中国化与当代寺院建设”，并提出四点看法：一是寺院关键人物的作用，二是作为当代“道场”的寺院建设，三是寺院的人才建设，四是寺院的文化建设。
杨维中教授以《寺院经济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就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程。宋代之后，中国佛教的社会化进程不断发展，特别是当代人间佛教的开展，更是以佛教的社会化为核心内容。因此，通过对宋代佛教寺院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的认真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佛教社会化的利与弊，以趋利避害。
黄凯以《寺院名称所反映的佛教中国化——以晋唐“护国寺”为中心的考察》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佛教寺院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具有宗教的神圣性，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又常常体现着一时政治伦理的发展变化。“护国寺”并非是离我们远去的历史尘埃，且数量庞大，这些数量庞大的寺院群体既是历史遗存，也是鲜活的佛教生态。护持国土、护卫国主、护佑百姓是佛教护国思想、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未来长期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胡永辉教授以《近代中国佛教与“禁香运动”的开展》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从近代禁香运动的开展做出考察，认为近代禁香运动的开展，虽效果不明显，但是却为当代佛教发展过程中思考类似问题提供诸多借鉴意义。并指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信仰需求日益个性化、更具时代性。如何既注重生态环保又关切信众的信仰需求，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
李利安教授以《新时期佛教中国化所要应对的几种文化关系》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近现代以来，这种源于南亚的佛教一直发生着适应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与文化特性的发展变化。从文化关系方面来看，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必须应对同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应对中进行文化的融合创新。今天大陆的汉族佛教要和藏传、南传两系佛教进一步会通，形成一个完整的佛教，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三大语系佛教的全新会通，必定引发中国佛教新的发展变化，从而使佛教呈现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化方向。
立足经典阐发正见
第五场“立足经典阐发正见”议题，由上海大学副教授成庆主持，西北大学教授李利安点评。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常红星、苏州大学教授韩焕忠、中山大学教授龚隽、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赵东明、南京大学平燕红、山东大学教授陈坚分别作主题发言。
常红星教授以《释道安对般若经典的中国化理解》为题在发言中指出，释道安在研究般若经典时，长期遭遇着“理解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无法通过汉译经典完全理解佛法原义。而导致“理解的困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化的汉译经典中大量出现的病句存在。针对这样的问题，释道安主要采用了两种中国化的方式来尽可能消除理解的困难：第一种方式是加强不同版本的汉译般若经典之间的对勘；第二种方式是对胡文般若经典组织发起新的汉译。
韩焕忠教授以《〈维摩诘经〉与佛教的中国化》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人喜欢《维摩诘经》，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维摩诘经》在中土凡经七译，其中有三部留传至今，而尤以后秦鸠摩罗什译本最为风行。在弘扬《维摩诘经》时所形成的众多注疏文本则体现了国人对《维摩诘经》的中国化解读。《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为广泛而深刻，这在绘画、变文、雕塑、诗词、语言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于此也体现了国人在接受《维摩诘》中的中国化特色。
龚隽教授以《略说〈大智度论〉中的布施法门——读〈大智度论〉卷十一之檀波罗蜜义解》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从作为共法的布施开始分析，从儒、道到佛教之布施观念，到佛教布施观念的演化及《大智度论》关于布施的论述，再到《大智度论》中之布施与波罗蜜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大智度论》对布施法所作细密而系统的阐释，明确传承了般若经以空性而论布施的思想，而力图把一切布施的行为归约到佛之心法高度，去完成以解脱道为目的修学实践。这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布施，是布施的波罗蜜。
赵东明副教授以《玄奘、窥基一系的汉传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以法相唯识宗解释“转依”为中心》为题在发言中表示，通过以心、心所认识论“四分”说的角度，以及特别以心、心所的三种“所依”（因缘依、等无间缘依、增上缘依），专举第八心王“阿赖耶识”为例，切入探讨与“转依”这一概念的联结，并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出唐代玄奘、窥基一系法相唯识宗对其注疏与解读的意涵。
平燕红以《华严宗法脉传承的再讨论——以慧因寺为契机》为题在发言中表示，利用各系的法统文献来重新厘清子璿之前的华严师承谱系，并挖掘其背后的这一谱系的历史与建构过程，指出华严师资传承的谱系构建不仅关涉本派僧人的正统性，更与其时其地的寺庙制度相关联。
陈坚教授以《圆瑛大师对〈大乘起信论〉的中国化抉择——读圆瑛大师的〈大乘起信论〉讲义》为题在发言中表示，围绕与玉佛禅寺有缘的一代高僧圆瑛大师对《大乘起信论》的抉择及其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展开。文章首先介绍了圆瑛大师所创办的“佛教讲习所”，接着谈到大师在接待讲寺“佛教讲习所”“首讲”《大乘起信论》，是有其佛教方面的深思熟虑和不同凡响的，并指出圆瑛大师将“了义”与“不了义”结合起来谈，以“了义”来观照“不了义”从而将“不了义”归于“了义”，是落实了《大般涅槃经》“四依四不依”的大乘佛教根本精神。
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第六场“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议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赵东明主持，上海大学教授程恭让点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冲、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定源法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赖岳山、觉群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方芳、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分别作主题发言。
侯冲教授以《佛语孝为宗——从〈报恩科〉看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为题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报恩科》的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增加新知、匡正讹误和丰富认识等三方面的价值。他认为就《报恩科》新资料所彰显的佛教义理来说，该书可谓集中国古代佛教孝道著述之大成，既是研究中国佛教报恩行孝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资料。
定源法师以《一位不容遗忘的学问僧：显荫法师的留日事迹与未竟事业》为题在发言中表示，显荫法师作为谛闲法师的弟子，生前获得太虚大师、印光大师等人的极高评价和期许。其一生精于修学，勤于笔耕，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笔录、讲稿、书信、诗歌、序跋、游记、译作、著述等文字，其中许多篇章是他在留日期间写下的。因此，考察显荫的留日事迹，不仅可以了解到他生命最后的行迹、交游和思想，而且也是我们观察包括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在内的民国佛教的一扇重要窗口。
赖岳山教授以《一个近代私立佛教教育组织的日常及困境——以汉藏教理院为基础的分析》在发言中表示，以现存各地的汉藏教理院档案作为史料基础，将其事类离析为地理、物产、土地、教育、农林、经费、财税、院史、医疗、交通、治安等诸多类别，从而说明：汉藏教理院这个近代私立的佛教教育组织，它的行动、遭受和要求，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佛教教学和教育的范围。
吕方芳以《上海玉佛禅寺对外友好交流略考》为题在发言中表示，撷取新中国成立以来玉佛禅寺亲历的对外友好交流事例代表，认为玉佛禅寺的对外友好交流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个案，是我国宗教对外友好交流的缩影，具有实践与参考意义。
李向平教授以《生命伦理与人间佛教理论的最新拓展》为题在发言中表示，从作为人间佛教基本命题的“生命”概念、人间佛教的特质即“生命宗教”、生命伦理的呈现与实践方式、生命伦理与人间佛教理论的拓展四个方进行论述。人间佛教对传统佛教关注人生、慈悲为怀、爱护生命思想的传承和延续，也开创了生命权利意识新境界的生命伦理关怀。这既是对生命道德伦理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从人间佛教思想出发对当下生命危机和精神问题的积极回应。
研讨会最后，在上海大学教授程恭让的主持下举行了圆桌论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副教授赵东明为研讨会做主旨发言。
李向平教授回忆了玉佛禅寺建寺120周年时“都市佛教”研讨会情况，他指出，玉佛禅寺走到今天，秉承“文化建寺、教育兴寺、觉悟群生、奉献社会”的人间佛教发展和建寺方针，一直都在适应社会发展。他肯定了玉佛禅寺的发展建树，并希望玉佛禅寺今后能够在道风、制度、人才、文化建设上进一步深入拓展，从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伦理体系、心态建设的方面加强建设人间佛教信仰体系。赵东明副教授回顾了近些年华东师范大学与玉佛禅寺的友好合作交流，并表示感谢。
最后，上海玉佛禅寺监院慧觉法师感谢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此次玉佛禅寺研讨会的支持。各位法师、老师的研讨实现了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初衷：在佛教中国化和当代寺院建设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广泛交流，从理论与实践指导玉佛禅寺的建设。玉佛禅寺开办研讨会的意义，就是不断交流、共享、学习，进而增益自身。各位老师的研究成果和建议，玉佛禅寺在今后的寺院建设以及具体的工作中会更加深入的思考、实践，把玉佛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拓展！与各位专家一起共同推动佛学研究、交流！
会议最后，程恭让教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此次研讨会成果：
一、深化了佛教中国化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觉醒大和尚提出及阐释“崇俭戒奢”的论述是中国佛教界对于佛教中国化理论问题非常有特色、接地气的一种论述。
二、深化了中国化视野下寺院建设的研究。例如，段玉明教授所讲的古代的寺院建筑和建设的问题。杨维中教授在中国化视角下重新思考寺院经济的问题和发展。
三、深化了人间佛教的研究。例如，李向平教授所谈的生命伦理与人间佛教发展理论的最新拓展。
四、拓显了玉佛寺在现代寺院发展中的经验研究。例如，邓子美教授对玉佛寺从1979—1995年的建设历史做了详实的研究。
至此，“佛教中国化与当代寺院建设”学术研讨会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