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6日，由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故宫博物院、北京雍和宫、承德普宁寺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黄寺论坛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西黄寺举行。南京栖霞古寺监院净善法师参加本次论坛，并现场作《从栖霞寺和千佛岩看皇家寺院与中国佛教化》论文报告。
本届论坛主题为“从黄寺与皇家寺院看佛教中国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国内各大寺院、博物馆等30余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寺院代表约50人参加论坛，与会代表围绕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积极融合、与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进行积极交流研讨。
南齐时期，山东鬲县（今山东平原县）居士明僧绍（自号“栖霞”）在摄山结庐而居。公元 489 年，法度禅师到此讲授《无量寿经》。在法度禅师影响下，明僧绍舍宅礼佛，即栖霞寺①。
据《摄山栖霞寺碑》载，明僧绍去世后，其子仲璋不沙门法度首先在西峰石壁上镌造无量寿佛及观音、势至两菩萨。相传佛像雕成后，在佛龛顶上放出光彩，于是，齐、梁的贵族仕子，风闻而动，各依山岩的高下深广，在石壁上凿雕佛像，或五六尊或七八尊为一龛，号称千佛岩②。
著名的南朝陈时《江总碑》记载有襄助南齐诸窟建造的随喜名单，随喜之人包括当时的皇太子长懋及其兄弟诸王、江夏王太妃、番禺王及雍州刺史等贵戚重臣。其中第 19 窟有:“齐文惠太子随憙、齐豫章献王随憙、齐竟陵文宣王……未明宝寺十五人。”③
萧梁时代，栖霞山是皇帝瞩目的佛教圣地，三论宗的道场，高僧云集，王公贵族也大多崇神信佛，对处于京畿地区的栖霞寺大加营构。直至南陈时代，栖霞山仍是太子、宰相崇佛论道、郊游社交的重要场所。梁临川王萧宏将佛像加以装饰，金碧焕然，栖霞寺成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中著名寺庙。可见栖霞山南朝石窟的镌造具有深厚的皇家背景，它的镌造与得到了南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具有国家行为性质的重要工程。
梁元帝萧绎(552-555 年在位)为湘东王时，撰《摄山栖霞寺碑铭》写道：“金池无底，已通宝堑之侧。玉树生风，傍临彩船之上。七重栏楯七宝莲花，通风承露，含香映日。铭曰：苔依翠屋，树隐丹楹。涧浮山影，山传涧声。风来露歇，日度霞轻。三灾不毁，得一而贞。”文辞典雅，对仗工整，将栖霞寺描摹得仿佛化外仙境。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于仁寿元年（601 年）六月颁布《立舍利诏》，将得自婆罗门沙门的佛舍利分送天下八十三州，命各州分别建塔保存。史载：“分道送舍利，先往蒋州栖霞寺，及三十州次五十三州等寺起塔”。栖霞寺列为榜首，足见其声望之隆。
唐代，唐高祖李渊改栖霞寺为功德寺，增建刹宇梵宫 49 所，“楼阁延袤，宫室壮丽”⑤，与长安慈恩寺、荐福寺同为天下名刹，又与山东长清灵岩寺、湖北江陵玉泉寺、浙江天台国清寺，并称四大丛林。
唐高宗李治为表彰明僧绍舍宅建寺之功，与上元三年（676 年）在栖霞寺门前立御制“明征君碑”，同时改功德寺为“隐君栖霞寺”。
北宋太宗太平兴五国年（980 年），下诏更名普云寺；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 年)，又诏令更名景德栖霞禅寺；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 年），下诏改称严因崇报禅院，又名虎穴寺。
明初定都南京，对于这座名剎，最高统治者益加崇礼护持。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礼部传奉圣谕“摄山严因崇报禅院还改栖霞禅寺为额，原有山场田地，俱免他粮差。钦此。”即明太祖改赐寺名仍为“栖霞禅寺”，该寺山场田地被免除赋税和徭役，成为“钦赐田地”⑥。明人谓“时维洪武，载锡嘉名。又诏赐赡僧田、山一千三百余亩，规天界、灵谷为比翼焉”。栖霞寺与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即后来大报恩寺)等剎，并称为八大寺。永乐迁都以后，南京八大寺分为三大寺、五次大寺，栖霞寺位列五次大寺之中，仍是国家佛寺。
嘉靖年间，华严名僧素庵真节应请至栖霞寺，讲经说法近四十年，使栖霞寺成为明朝后期华严等佛教讲宗教学的重要基地，推动了栖霞寺、南京乃至全国佛教的复兴。素庵也深受当时的朝廷器重，并常为皇家成员讲经的说法，皇太后曾赐其金缕袈裟。
清高宗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度驻跸建于栖霞山的栖霞行宫，前后共有 45天。栖霞行宫共有房间约 2000 余间，面积约 4 万平方米，是南巡行宫中最大的一座。乾隆描写栖霞山各名胜的诗作多达 116 首，匾联 44 副，佛赞 1 篇，对其偏爱的栖霞十景，乾隆行宫、彩虹明镜、紫峰阁、玲峰池、万松山房、珍珠泉、德云庵、叠浪岩、幽居庵、天开岩，不仅写出许多赞美的诗联，并画下这十景当时的盛况⑧。
据《嘉庆新修江宁府志》 中记载，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建始一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的 36 年间，乾隆皇帝共分 14 次赠送给栖霞山和栖霞寺礼物共 50 余件，最多的一次给了礼物 12 件。现栖霞寺仍藏有乾隆皇帝御赐金龙袈裟一件，在袈裟的背面可以看到“清乾隆帝五幸栖霞行宫御赐金龙袈裟永镇山门”的字样。
由此可见，从南朝至清一千多年间，栖霞寺得到了历代皇家的护持和优待，这是其发展成为弘扬佛法的重镇原因之一⑨。历史上的栖霞寺不仅是皇室的追福祭祀场所，也是佛教文化的汇聚地和教学中心。因为皇室的崇礼，佛教得以发展，并且也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栖霞寺现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三处：得到南朝皇室支持、参与和资助的栖霞山石窟，体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和工艺水准，它的成功，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标志，它也是当今唯一座具有典型意义的南方石窟寺，在我国石窟史上据有重要地位；栖霞寺山门外侧的明征君碑，不仅是南京地区保存最好、最大的唐碑，在全国现存唐碑中，也是极罕见的珍品，其材质作为化石标本更是全国罕见；五代时期的舍利塔，为南方非常少见的密檐式塔，是研究南唐建筑和雕塑的重要实物，也是中国最大的舍利塔，艺术价值非同一般。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思想大解放，大融合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传播达到第一次的时期。特别是从东晋到南朝时期，长江下游的南方文化艺术昌盛繁荣，出现了一大批画家、诗人、书法家、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如大诗人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家刘勰、钟嵘、萧统等，书法家王羲之和画家顾恺之、戴逵、张僧繇、陆探微、谢赫等。
随着佛教在的广泛传播，它逐渐与中国当时的文化相融合，佛教石窟造像也逐渐摆脱了外来的影响，体现了中国的文化需要和审美需要。其中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石窟艺术发展的一次，除了产生了大量的佛教造像艺术精品以外，这一时期也是佛教艺术逐渐完成中国化的时期。
千佛岩即栖霞山石窟，是南朝石窟的代表之作。千佛岩上下共五级，层次分明，据统计，现存有佛龛 294 座，摩崖造像 515 尊，号称千佛。千佛岩的佛教造像精致古朴，完整的保存了南朝佛像的原韵，在江南地区是非常罕见的。同时，由于栖霞山石窟的佛教造像风格融入了中国文化审美情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代表之一。
由于南朝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以及人物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画风的影响，南朝逐渐形成了一种所谓“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的画风，后人称之为“顾陆风格“，佛造像亦是如此。如第 19 窟的无量寿佛，是面容清耀秀劲的秀骨清相，面容柔和，嘴角向上弯起，露出神程微笑佛象褒衣博带，衣褶层叠树密，衣裙垂蔽⑩。
南朝后期，以张僧繇为代表的“面短而艳”人物造像风格，在齐梁间逐渐取代以顾、陆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到南朝后期已盛行于大江南北。千佛岩无量殿前两尊接引佛的石雕立像，二佛跳足立于圆形莲座上，佛衣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左肩，袈裟表现较厚重。薄衣贴体，低髻螺发，头部比例大，面部方圆丰满，肩平直，身体健壮，此时已不是面容清秀之状。此乃典型的张家样。⑪
可以看出，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已逐渐摆税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逐渐走向了世俗化、本土化。这种优雅端庄的作风，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风格的佛教艺术，是形成中国式佛教石窟艺术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⑫。
随着北魏孝文帝改制，南朝的秀骨清像风格很快流遍中国，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开花结果，佛教美术正在从南至北一步步地中国化。从敦煌莫高窟到洛阳龙门石窟，同时期的佛教造像我们都以看到相同的艺术特点⑬。如洛阳癿龙门石窟，自北魏迁都洛阳后，北魏贵族对南朝艺术彻底吸收利用，南方的佛教与神仙思想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影响着北方，“秀骨清相”成为南北统一的审美标准。早期北魏的“平城式样”已经逐渐衰落。龙门石窟中首先出现了清秀的供养人，而后又出现了清瘦的佛像，这和南朝的审美标准相致⑭。
2000 年在栖霞山的千佛岩发现“东飞天”，使得栖霞山的千佛岩被誉为“东敦煌”⑮。学术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使“东敦煌”“东飞天”蜚声海内外。实际上作为江南最大的石窟艺术，在艺术风格、内容、手法上都可以看出它与同一时期的敦煌石窟的某种关系。江南所流行的“秀骨清相”在敦煌石窟上也有所体现，有的石窟就明显的具有南朝的风格。很明显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影响了敦煌此类造像的艺术风格。虽然两地相隔千里，可是由于两地的交流不断，南朝文化逐渐影响了中国其他各地的石窟造像，最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佛教造像上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千佛岩旁的舍利塔上又发现了飞天浮雕，其所用技法和人物线条皆与敦煌相似，这也成为地区间交流的佐证⑯。南京是六朝时的都城，是当时的，文化不经济的中心所在，因此，栖霞山石窟也应该是南朝佛教造像的精华所在，同时，南朝的佛教造像癿特点，也大大影响了同时期大江南北的佛教造像风格⑰。
千佛岩的佛教造像精致古朴，完整的保存了南朝佛像的原韵，在江南地区是非常罕见的。同时，由于栖霞山石窟的佛教造像风格融入了中国文化审美情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代表之一。
金陵古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曾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成就一代功业。因其特殊的地位并且高僧辈出，栖霞寺得到了历代政权的敕封和捐助，僧众、院舍、寺产不断发展，以至成为当时重要的弘法道场，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在政制上保证了栖霞寺佛教文化得以连绵不断的传承。
历朝的高僧大德对佛教义理的阐释和著述，丰富了佛教经典，经“摄岭相承”，流向各地，使栖霞寺成为学术重镇；历代癿碑刻、摩崖、雕塑、建筑等物质遗存，都代表了当时癿皇家规制和最高的宗教艺术水准，从中可以看到丰富的皇家佛教信仰文化。这些遗存，为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帝王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之、文化、历史的发展和已经消逝的佛教皇家道场文化均提供了特殊的见证。
佛教作为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宗教，经过与中国社会的不断融合，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思想精神上相通，二者都具有包容戒宽容的精神；另一方面佛教乃中国社会之所需，传入中国以后，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栖霞寺千年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本质就是佛教不断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
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应该继续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积极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国文化相适应，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僧人，我们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①程章灿，明僧绍与栖霞立寺史实考——重读《摄山栖霞寺碑》与《明征君碑》[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02)
⑧乾隆帝六次南巡行宫御制诗与南巡行宫的特色意匠[J],申丽萍,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05)
⑯郑立君，试析南京栖霞寺舍利塔装饰设计的特点与风格[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