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日下午，在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60周年之际，以“广州佛教与宗教中国化”为主题的佛教文化高峰论坛在广州市大佛寺举行。本次论坛是由广州市佛教协会、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
莅临本次高峰论坛的有广州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李庆奎先生、广州市民族宗教局一处处长李文亮先生等领导，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长顺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广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惟信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印觉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光盛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光秀法师，广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果正法师，广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慈贤先生，庄严寺方丈法曜法师等大德法师。
此外，参与高峰论坛的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还有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广东省社科联研究员林有能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严耀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夏年先生、西南大学教授杨玉辉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斯里兰卡龙华书院郝唯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学愚教授、华南农业大学何方耀教授、中山大学龚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宣方先生、宗教文化出版社副研究员王志宏女士等。
论坛开幕式上，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法师与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何方耀先后致辞，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李庆奎做重要讲话。论坛围绕“广州佛教与海上丝路文化交流”、“广州佛教与都市佛教之社会责任”两个主题进行对话与讨论。
第一场论坛主题：广州佛教与海上丝路文化交流
第一场论坛中，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大和尚率先发言。他向大家总结了佛教在一带一路中的使命。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广州在历史上既是无数海外高僧到华弘法的第一站，又是无数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出发点，来来往往的高僧在这里汇合，令广州有了海滨法窟之称，从当代使命来说，广州对沿海国家进行了文化反哺。
耀智大和尚在过往的实践中提出了三个宝贵的经验：一是要加强佛教对南海诸国华人的佛教援助；二是要加强对印度的佛教交流；三是要加强对斯里兰卡等东南亚佛教的交流。并指出在近现代弘法过程中，大佛寺等寺庙重走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国际佛教界的文化交流；同时华侨族群积极复兴佛教，需要得到中国佛教的支持；印度佛教一度衰落，需要中国佛教的反哺回传；与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加强文化交流，需要中国佛教的支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佛教在一带一路中的使命。
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也向众人作了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古国扶南国，报告中分别介绍了扶南国在古代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地位、扶南佛教的发达程度以及扶南佛教与中国思想的交流三方面。
王邦维教授指出，扶南佛教与中国思想的交流，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了部分大乘经典，以及正量部佛教经典，甚至包括了古印度六派哲学中数论派的哲学经典，对佛教史及哲学史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也反映了古代南传佛教与当代南传佛教的巨大区别。也凸显出广州作为南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斯里兰卡龙华书院郝唯民教授就历史上曾流传于南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无畏山寺学派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作了介绍，对该学派的历史文献记载、主要思想观点及其与中国大乘佛教的关系做了说明，一方面从历史角度说明了该学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交流的历史；另一方面，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论述了楞伽、南方瑜伽系如来藏、藏传如来藏等思想受到的该学派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阐述了他的佛学研究与广州佛教的渊源，通过对这一缘起的论述，对广州古代寺庙及达摩来华时间进行了再次考证，提出达摩祖师在华弘法时间应该比原本记载更长，以及光孝寺是广州市第一座道场两大结论。
中山大学龚隽教授在报告中提出，佛教传播离不开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经济贸易格局，例如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就有赖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因此佛教史研究要从交通史、贸易史等多角度展开研究，要突破国别研究的局限，开展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
针对这一观点，龚教授提出了一个研究实例。他提出，越南地区曾发现大量明清佛教文献，而其中与岭南佛教有关的文献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就意味着对岭南佛教的研究，应该突破单一文献视角。从而也就证明了这一研究方法主张的合理性。
华南农业大学何方耀教授就南海丝路文化交流对广州佛教发展的影响作出了报告，他提出海路来华僧人在一些文化背景方面具有很多共性，例如他们绝大多数出于印度文化圈；与商人有着密切联系；来华都不以广州为目的地。
在这些海外来华僧人长时期的持续影响下，广州佛教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广州佛教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擅长在商业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自治地位，能与其他宗教和谐共处，并具有高度的时代适应性与创新能力。但同时，商业文化也滋生了市井僧等乱象，可谓是这种文化交流造成的一个负面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严耀中教授对第一场论坛作了总结。他对几位发言人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报告体现了“人”在佛教海路传播中的作用，并指出佛教高僧的流动带动了商业的贸易，同时也说明了，佛教研究要结合社会需求，社会关注，要借一带一路东风在研究中获得更宽的视角，更多的维度。
第二场论坛主题：广州佛教与都市佛教之社会责任
第二场高峰论坛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夏年教授率先发言。他以佛教的中国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佛教中国化特点的分析，总结出宗教中国化应该做好“政治认同、文化融合、社会适应”三个方面的工作，希望以此作为引导其他实现宗教中国化的经验借鉴。
黄夏年教授在肯定佛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随着时代发展，都市佛教在中国佛教界的比例超过了山林佛教和乡村佛教，因此如何对抗世俗化也就成为了当下的一个艰巨挑战。
庄严寺方丈法曜法师通过详实的文献与数据考证，对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交流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个报告。通过对历史上航海时期做出分期，指出佛教传播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问题。并总结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工作面临着个各种艰苦与繁杂，传播者将经历四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单纯传输，到随后的探究被传播者的接受程度，再到适应当地文化的穿行，最后放下传播者的优越自我认同，平等互动沟通。这可以给当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最后法曜法师也祝愿广州能成为佛教现代传播的重要一站。
中国人民大学宣方教授在发言中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现代都市佛教应该注意“一个要义、两个维度、三个层面、四项工作”，也就是坚持社会注意中国化的一个要义，注意与时俱进与入乡随俗的两个维度，从政治认可、文化融入、社会适应三个层面切入，做好思想观念、组织制度、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四项工作。并认为大佛寺的养老治病等工作很好地注意到了这些要点，很好地承担起了都市佛教的社会责任。
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法师从大佛寺的实际经验出发，总结出都市佛教承担起社会责任，需要做好三个方面定位的结论。这三个方面在于：都市佛教的地理位置在都市之中，受众是城市化的人群，功能属性在于解决都市化人群心中的问题，让人们在为物质打拼的同时，也能兼顾精神的安顿。
为了做好这三个方面，大佛寺多年以来在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共修环境、推动慈善公益、乃至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工作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不懈的努力。
西南大学杨玉辉教授对这场论坛作出点评。他认为与上一场相比，这场论坛可谓将讨论的问题从历史引向了现在，更加接地气。同时他还提出宗教组织在当代有两大事业，一方面是为信众提供信仰服务的信仰事业，另一方面是为社会大众提供非信仰或淡化信仰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事业，认为现代都市佛教要承担起社会责任，除了坚做好信仰事业以外，还应该加强社会事业的落实。
多位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围绕主题作了精彩的发言，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与广大信众进行互动，学术氛围热烈。
通过此次论坛和研讨会，专家学者、高僧大德们回顾了广州佛教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佛教在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明确了当代佛教的社会责任，为广州佛教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指明了方向。今后广州市佛教协会必将带领广州佛教继往开来，再创佳绩，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应有的力量。(文章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