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湖州“法华信仰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
闭幕式
佛宝网浙江讯 2017年12月17日，浙江湖州法华寺承办的“法华信仰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及法师围绕“法华信仰的中国化研究”、“道迹总持比丘尼研究”、“民间佛教的白雀信仰”、“观音法门与真身崇拜”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湖州佛教界及法华寺未来发展贡献经验与智慧。湖州市民宗局副局长郑峻在闭幕式上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杂志社社长黄夏年作学术总结，东南大学教授董群代表与会学者致辞。全国人大代表、原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沈琪芳出席闭幕式。
闭幕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由郑峻副局长在闭幕式上致辞。
郑峻表示，本次研讨会挖掘探讨了法华信仰，特别是观音信仰的发展轨迹，不仅是法华寺的幸事，也为湖州佛教界挖掘教规教义中符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了前沿的学术观点，是一件功在佛门，利在社会的盛事。
郑峻也对湖州佛教界未来的工作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更加重视佛教典籍的整理保护与现代诠释。二是更加重视佛教教育的传统继承和时代发展。三是更加重视佛教中观音信仰、真身信仰、白雀信仰等独特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黄夏年在学术总结中提到，法华寺承办的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3篇，内容涵盖《法华经》研究、观音文化、白雀寺历史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文化事业发展的助推者与见证者。
本次研讨会的亮点是提出了地域文化对观音信仰的影响，有助于对佛教未来发展予以新的定位。专家学者们对《法华经》的研究则一改以往以解释文本为主的研究模式，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对法华信仰进行深入考察，具有突破性意义。
董群在致辞中对湖州市宗教局、湖州市佛教界及印可法师给予本次研讨会的重视表示感谢，并希望此类研讨会能持续开展下去，让更多人研究并了解佛教文化，也为专家学者贡献自己的学识与专长提供舞台。
“法华信仰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学术总结全文
这次研讨会是一次国内专家学者参与的研讨活动，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广东、山东、河北、江西、福建、新疆等地的学者聚会湖州，带来论文33篇，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了二大部分内容，一是《法华经》的研究，二是观音文化包括白雀寺的研究，这些论文与湖州佛教有重要的关系，也是我们首次在湖州研讨以湖州佛教为重点的研讨会。
印可法师给我们介绍了法华寺的历史，使我们了解白雀法华寺两次改名，几度重修，现在白雀法华寺真身殿的建设，以道迹总持禅师的真身舍利的崇拜现象为契机，推动教界与学界重视并研究舍利信仰文化的研究，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的实现作出佛教界自身力所能及的努力。白雀法华寺于寺院管理和建设上的精进作为，昭示着传统丛林的架构与现代管理理念之间的结合，满足广大佛教信徒对于寺院所提供的信仰资源和信仰服务的需求。孙昌武先生指出观音彻底的“民族化”、“民俗化”，特别对于建设、发展中国宗教的民间的“小传统”发挥了极其重要、巨大的作用，这种传统极大地扩展了佛教的民众基础，成为支撑佛教整体生存与发展主要力量之一。
陈永革强调“太湖观音”在佛教义理传统中，可以提供足够的佛教思想支持，要保证“太湖观音”的可持续推进始终坚持佛教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方向。湖州“法华寺”的寺院建设，与“铁佛寺”的观音文化建设，必须高度协调、同步推进，切实有效地融入特色文化建设。叶宪允说管道昇所作《观世音菩萨传略并像》推动了观世音菩萨的女性化过程，把观世音从民间传说提升到文人集团的层次。王赵民说湖州和铜川耀州的妙善传说，都有香山、白雀寺等道场和妙庄王、妙善人物，只是妙善修行的地方不同。妙善传说是因，与当地文化融合是果。这种因果效应，就成为观音信仰和观音文化的根，湖州和铜川都有共同传承好这一文化遗产的一份责任。
昌莲认为若能将耳门圆通的“旋流反闻”一著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自能“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王公伟说从西方净土、普门品和药师净土中可以看出佛教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人间佛教在今日中国获得蓬勃发展的内在逻辑。韩焕忠说《观世音菩萨授记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之的表现，是中国佛教各宗派均依据此经叙说观世音将继阿弥陀佛而成为极乐世界。崔红芬、文健认为在南北朝时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已经单独出来流行，观音经变在生活场景、服饰、面相、用具和经变画的布局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其中国化和民族化的特色。黄崑威指出在法华信仰热潮中，出现了石窟开凿，造像形象中以“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形成了以《法华经》为核心的“法华邑义组织”，出现了大量宣扬观世音崇拜的遗伪经和烧身供养等具体形式，形象展示了专修“观音法门”在当时佛教信众阶层中的普及程度，反映了“法华”信仰的“中国化”。
王小蕾说国图藏汉译密教《圣观自在菩萨求修》经本，判定其应为瑜伽密教部密法。麻天祥强调观音造像在北魏时已经向中国化过度了，尤其是女性观音的出现，并非起自唐，更非宋。张明认为吴道子观音像四川南部县罗寂寺观音像（正面）至少应当是乾隆后期翻刻的。敖英指出观音信仰在新罗大多都是追求现世利益，义湘的观音信仰中还有观想的因素。喻静说“分身瑞像”是个全称，对双头佛像的命名不宜占用全称而应有所限制。邱高兴指出李通玄对理智这对概念的理解与应用是多重的，带有不确定性。张兴强调了理性解读观音法门与菩萨信仰，“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事为事”，从而促进人间佛教的事业，应是当代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实践内容之一。
杨子文、王红蕾说以法华信仰指导增加文化自信的实践，在中华民族身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董群说法华信仰的开示悟入，登上大白牛车，表示平等大智慧，神智圆满，清净无染等等。赖功欧说法华信仰的建立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即以《观音经》名单本行世有密切关联。习细平说从众生平等、男女平等、说法平等、慈悲平等四个方面对当代社会平等思想有所裨益。张文良认为到澄观的时代，以《华严经》至上意识为核心的华严宗宗派意识并没有完全确立。沙门道法认为慧思禅师的禅法理论远称不上精密，在术语的选择与使用上也不是很严谨，但也正是慧思禅师在禅法理论建设上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黄公元指出永明延寿大师不仅是虔敬的法华信仰者，更是彻证法华三昧的得道高僧。姚彬彬强调谛闲法师立足禅宗以会通《法华》之思想。黄夏年指出《本事品》中的妙庄王及其一家被中国佛教徒予以改造，最后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观音信仰故事，完成了中国化进程。伍先林说《坛经》将《法华经》为代表的大乘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精神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注重当下实践性的特色。吴建伟认为Ф359号《法华经疏》绝非吉藏所疏释，而应该是一位深受唯识学影响甚至就是唯识宗的僧人在吉藏注疏本的基础上以唯识学理论进行“再创造”而成的作品。苗利辉说唐代龟兹地区法华信仰一是对《法华经》的受持、读诵和写经，二是与法华信仰有关的佛教造像也得到了发展，反映了法华信仰独特的佛陀观、涅槃观以及本迹思想。
此外，对白雀法华寺的历史文化也有文章，如徐文明指出相传作为道迹后身的唐朝大光与抱玉并非一人，抱玉为大光前辈，并且指点过大光。尼总持为观音化身的传说出现较晚，应当是在清朝时期。陈金凤说树立道迹尼“观音”的形象，将法华寺造成观音道场，也是十分符合社会需求和法华寺发展要求的。张云江说瑞白禅师之能在湖州立足，得力于湖州大官僚唐世济的外护与支持。馮國棟则编輯了白雀寺明清詩文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本次论坛对《法华经》的研究，也有新突破，改变了以解释文本为中心的模式，将法华信仰放在了大环境下进行阐述，特别是响应党和政府促进宗教中国化的号召，从中国化的角度对法华信仰做了较为深入考察，尤其注重在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法华信仰特色，例如在“中国化”的思考下，研究法华信仰不仅仅只注重《法华经》的经文本身，而是更要注意到历代祖师对《法华经》的注释，而且这一部分内容才是中国化的最重要表现，也是中国佛教人士对法华信仰的理解与诠释，并且研究这种信仰一定要与地方文化联系起来，还要与其它的佛教宗派或宗门学说进行比较，还要与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下所出现的不同解释作一详细对比，才能真正让佛教彻底完成中国化的路程。
百余年来，我们一直在重视佛教的是经文考释与解说，注重佛教的哲学思想性的理解，而对佛教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则相对地滞后。进入1995年以后，各地寺院的文化研究开始崛起，特别是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苏的佛教研究后来居上，使地域佛教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推进了寺院本身的文化建设。今后寺院文化仍然应该是以地域文化为主，所研究的课题一定要与本寺的地域性与文化性有关，只有通过研究本寺的地域文化与宗教，才能真正提升地方佛教文化的品位，才能让寺院的文化永远流传下去。湖州佛教界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希望今后湖州佛教继续发挥自己的特色，以研究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地域佛教为主攻方向，将湖州的佛教文化提升到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