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体
写经体是一种独特的书体，它不同于石刻，又不同于书简等一般日常文体，它是由经书手写而成的。也许，在抄经时并没有把它当做艺术品创作，所以没有碑刻那样严谨和规范化。但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与对佛经的崇敬，这类写经书体呈现出熟练、持重、严谨、自然的风格面貌。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优婆塞戒经》卷六残卷一段，300余字，为北凉玄始六年（公元427年）作品。另一段卷七，则收入罗振玉《汉晋墨影》中。此残卷具有一般写经的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性。横笔多平直有力，主要横画极长，构成每个字乃至全篇的基调，有些按笔写成特别粗重的三角形；在全篇中也显得十分突出。还有些字的右下竖笔较重较长，这样就形成横向和右下较重的节奏感，而另一些字如“乐”、“法”等，结构错落跌岩，这就使整篇字既有统一的韵律感又有丰富的局部变化。
《善见律卷》为初唐国诠所写。明詹景凤《东图玄览》提，到：“唐贞观中经生国诠奉敕作指顶许字，用硬黄纸书《善见律》。”唐人写经，多不落名款，有的虽有名款但非名人。而国诠何许人，亦名不见经传，他写的经卷，今唯见此一种。此卷书法工整，结构点画均匀秀劲，运笔灵活、熟练，轻重适宜。全篇一气呵成，造诣精湛。
篆体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作品。此套皇室藏经，是以三十二种篆体手写而成。其中的鸟篆是以赤雀、丹鸟二种鸟形的组合，每个字都加以鸟头及屈曲线条装饰，十分精美。龙书篆和柳叶篆，字形有巾舞翻飞之妙，另外，小篆、上方大篆、倒韭篆、芝英篆、垂露篆、龙爪篆、科斗篆、鸟篆、鹄头篆、龟书篆、龙书篆、悬针篆、飞白书篆、金错篆，依其造型，虽有异趣之处，但都是篆隶古体或通行的楷、行、草文字的装饰变化，有取日月星辰、草木鸟兽的形象，配合佛经经义，除了具有庄严祥瑞的象征意义外，这种篆体佛经还展示了一个华丽精妙的文字美的世界。
石刻佛经
《房山石经》，石经自隋代静琬法师发愿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一千余年。经石总数有1500石，碑铭82石，刻佛经1025种。像这样大规模地携刻佛经，历时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特别是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到自唐迄明这一千多年的书风变迁史。其中写出经的僧人大多是有造诣的书法家，辽代沙门“圆融书势深似李北海”，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
《泰山经石峪》，又名《泰山金刚经》。北齐摩崖刻经。字径五十厘米，字数愈千。是现存摩崖刻石中形制和规模最大的，被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刻于泰山斗母宫东北山谷的溪床上，望之十分壮观。观其笔势雄伟，兼有篆、分、真、隶诸势，而又给人以古拙朴茂、浑穆闲静之感，与有些书家所表现出来的险绝、奔放的情调有明显差距。清代杨守敬《学书皮言》评“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迂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案大书，此为极则。”
《唐邕写经碑》（北齐，公元572年）在河北磁县鼓山响堂寺壁。经体字在隶、楷之间，许多地方更接近隶书。杨守敬《平碑记》谓：“书法丰破，与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相似。”《集古求真》云：“书兼隶笔，然圆腴遒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映，却没有所谓“火气”。也许，由于佛教信仰的关系，传世的写经大都有一种萧散、冲和之气，此碑虽是大字，亦有此气象。
在山东邹县东北的尖山、岗山、葛山和铁山，有许多摩崖刻石，俗称“四山摩崖”。除《尖山摩崖》刻于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外，其余三由均刻于北周大象年间（公元579？／FONT＞580年）。其中以《金刚般若经》与《匡哲刻经颂》最为有名。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案之极规。”在山东水牛山，北齐石刻《文殊般若经》，可与“四山摩崖”媲美，·书法雄浑圆厚，劲健奇伟。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般若碑》浑穆简静，自然满足……用意逼近章草。”
造像题记
在龙门石窟中，碑刻题记共有三干多件，前人择其精美者集为《龙门二十品》。又集为《龙门四品》，而《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公元498年）被认为诸品之首。龙门造像多为阴刻，此碑独为阳刻，且有限格，这在古代石刻中颇为少见。
此造像记字体端庄，结构谨严，笔画方整俊快；显得锋铩闲利，是北魏碑中的典型风格之一。有人怀疑它是刀刻的效果，其实它是书家使用硬毫，斜执笔，斜下笔形成的。赵之谦曾说它是“北魏造像中最佳者”。康有为评此碑：“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形雄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
而《龙门四品》之一的《孙丘生造像记》（公元502）则为阴刻，字势厚重、茂密，错落有致，在章法上能做到斜与正、疏与密的变化统一，既有跌富之势，又感觉十分稳定。
东魏《高归彦造白玉释边像》（公元543年），1921年在河北定县料敌塔前出土，刻工极精。它结字宽博、严谨；笔画极为圆润秀美。南北朝以前碑刻，多有所谓“金石味”，北朝碑刻更多以方严、粗犷著称，此造像刻石“馨逸绮丽”，妩媚娇艳，甚至有人曾誉为“魏代刻石之冠”。
西魏《杜照贤造像》（公元546年），此碑笔画细瘦活泼，字体在隶、楷之间，又兼有篆、草写法。从书法历史上看，杂采一、二体而书于一碑，自汉至隋，时有所见。像这种集篆、隶、真、行、草于一身的“集大成”的碑刻，在南北朝中可算是一个特例。
北齐《姜纂造像》（公元565年）结体多呈长形，在同时代碑刻中少见。结字方整宽博，平画宽结，有洞达气。有些字如“元”字末笔，”统”字的右半，呈规则的圆形曲线变化，造型优美，有篆书笔意，又富于装饰效果。整个碑刻的行笔、结字、章法，都非常自然，无造作气。整体看去有稚拙、扑厚和稳定、舒展之感。在北碑中极有特色。
佛寺碑铭
《龙藏寺碑》有隋碑第一之美誉。隋代的书法上承汉魏六朝，下开唐楷，在这一过渡中，具有典型性、较为成熟的是《龙藏寺碑》。此碑刻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正书无撰书人姓名，欧阳修认为撰者是未署名的张公礼。瘦劲宽博，平正冲和，有隶书的含蓄，有魏碑的雄健，又有唐楷的谨严。字形结构朴拙，用笔沉挚，有一种高穆典雅的风神。康有为对此碑评价很高．认为《龙藏寺碑》统合分隶，为六朝集成之碑。
唐代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终南山佛寺，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碑书法平正清穆，丰腆悦泽。明代王世贞说：“化度尤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书概》亦云：“率更化度寺碑，笔轻意长，雄健弥复深雅。”历来把《比度寺碑》与《醴泉铭》并称为“欧体”的“楷法第一”。
“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在写《孟法师碑》时四十七岁，其书法继承王羲之的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通。此碑章法缜密而气势流动，在创立楷书新的风范上，褚遂良的影响是很大的。最能代表他独特风格的是《雁塔圣教序》，此碑是他五十七岁时书。意间行草，疏瘦劲炼，雍容婉畅，仪态万方，如张怀瓘赞曰：美人蝉娟，似不轻于罗缔，铅华绰约，甚有余态。”
《王居士砖塔铭》刻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明万历中于陕西终南山出土G砖铭盛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以后逐渐减少。铭文以刻画为多，书法也少变化。此砖铭瘦劲秀逸，淳雅整饬，笔调轻重咸宜，酷似褚遂良书，为唐砖中佼佼者。书者敬客交无记载，所传书迹只此一件。清代王谢云：“名不显于时，然此书法特为劲瘦，大类褚公，则知唐世能书人不免为巨公掩耳。”此铭刻工亦颇见功力，表现逼真而精细，使书法原貌得到真切的反映。
唐代书法以欧阳询、虞世南为宗，褚遂良出，风格一变，薛稷承褚又变书风，遂成“初唐四家”之一。《信行禅师碑》约刻于武则天时，李真撰文。其书疏瘦劲炼、流美飞扬。董鹳说：“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别为一家。”薛稷书迹流传极少，此碑可看出其书法的一般特点。
李邕的书法，则以王蔑之的行书笔法来写魏碑。《麓山寺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为其生平杰作，尤为艺林所重。此碑行笔雄健而取其道润，在结体上，中心紧密，笔势外张，多呈歌侧之势，显得逶迄您肆而有法度。李邕书法充分融汇了王、欧、虞、褚诸家特点，为盛唐书坛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于宋、元书家，特别是苏、黄、赵影响很大。
《道因法师碑》（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欧由询之子欧阳通所作。通尤工于楷书，尽得父法，与其父有“大、小欧”之称。此碑笔力比其父更为险峻，劲利异常。明王世贞云：“《道因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气。”
代表盛唐气象的额真卿书法，从二王潇洒您媚的书风中摆脱出来，自成雄浑一派。他的楷书端庄稳实，气势开张，行草苍逸沉劲，碑刻刚健浑厚。传世的《多宝塔感应碑》为颜氏早期作品（唐夫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较之晚年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此碑更为清秀。结字平稳谨严，刚劲秀丽。碑石坚润，携刻精妙。学颜书的人，往往以此碑为初阶。
《般若台铭》，唐大历七年，李阳冰在福建会城乌石山书摩崖刻石；篆书四行，每行24字，每字长约40厘米，宽25厘米。笔致屈曲回环，变化开阂，龙蛇盘踞，饱含苍劲之力、雄浑之气。
《大智禅师碑》（唐开元24年，公元736年）为典型的‘唐隶’代表之作。唐代通行正书，八分（隶书）．已属古体，写的人不多，而史浩（字惟则）是古体隶书有成就者之一。书小史》云：“惟则工八分，颇近钟书（指钟繇书的《上尊号碑》），发笔方广，字形峻美，亦为时重。”观此碑书法清峻秀健，老劲庄严，颇具骨力。无怪后世书家称史氏为“开元间八分书第一人”。
与颜真卿并誉为“颜筋柳骨”的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曾于西明寺书《金刚经碑》，备兼钟、王、欧、虞、褚、陆之体，成为他成名之作。今传世的碑刻还有《玄秘塔碑》，是柳六十四岁时书（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观此碑可看出柳书学颜出欧，别构新意，自成“柳体”的匠意。明王世贞说：“《玄秘塔碑》柳书中之最露骨者，道媚劲健，因自不乏。”颜、柳相较，颜书更平和，而柳体更险劲，但都不失端庄沉着之态。所以，历来学大楷的人，往往以此碑与欧书《九成宫碑》、颜书《多宝塔碑》为入门典范。
唐裴休为晚唐著名书家，他的正楷取法欧、柳，当时寺刹多请其题额，然存世书迹仅《圭峰禅师碑》一品。此碑书于唐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柳公权篆额。碑文笔势严谨，清劲潇洒，结构尤为精密。清叶昌炽《语石》说：“《圭峰禅师碑》尚存，其书遒劲而无蕴藉……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恳听合无间。”
禅僧书艺
释智永，会稽人，南朝高僧，生卒年不详。俗姓王，为王羲之七世孙。少出家，通《般若》、《法华》诸经；好禅寂，人称永禅师。善书法。尤工草书。相传智永居永欣寺阁，临池学书三十年，写《真草干字文》八百余本，凡浙东诸寺各送一本：当时就广为流传。
智永在书法艺术史上有两大重要贡献：其一，发明“永字八法”，达成为隋唐诸家学书者宗匠。其二，临集《千字文》，开后代书法家写《千字文》之风气。
《真草子字文》，由一千余个字编集成四言文章，便于初，学者诵读、识字。这类文章古代即有，名入书写而传世的也很多，但以智永千文存世最早和最有影响。智永千文，备具楷法，尤其是草书，规范性很强而不失于刻板。苏轼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智永“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束”。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云：“智师《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特别是《千字文》中的草书，更是书家学习的圭皋。
释怀仁与《大唐三藏圣教序》。唐代书僧怀仁曾书《三藏圣教序》，碑文选自王书各帖，集王羲之真迹，煞费苦心，历时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遂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折，纤微克肖，“逸少真迹，咸萃其中”，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一种天然、平和、简静的境界。清叶昌炽《语石》云：“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右军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大雅以下，膛乎其弗及也。”
自此碑以后。效法怀仁集诸名家书法为碑刻者：不断出现，如书僧大雅所。集《兴福寺碑》、唐玄序所集《新译金刚经》等佳作，但以怀仁的这品碑最为成功。
释怀素与狂草，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大历十才子钱起之侄。早年家贫，无钱买纸，就种子芭蕉，以蕉叶写字。又自制漆板，随写随擦，日久盘板为之磨穿。史载怀素性疏放，不拘细行。嗜酒，一日九醉，人称“醉僧”、有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无不书写，尝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故以狂草得名。
怀素存世的墨迹颇多，有《佛说四十二章经》、《自叙帖》、《论书帖》、《食鱼帖》、《苦笋帖》、《东陵圣母帖》、《秋风辞》等。其中尤以《自叙帖》最能反映他的狂草逸态。全帖七百余字，奔放流畅，一气呵成。整幅作品如一部用线条交织而成的音域宽阔激越的交响曲，又像是一幅写意画卷，千姿百态，墨气淋漓。他以那“迅疾骇人”的纯速度，仿佛要从点画的束缚、牵绊、沾染中挣破出去所显示的力度和气势，直把中国“线的艺术”推向抒情性的最高峰。所谓“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表现的正是他那“无法”、“无物”、“无我”的超逸沉醉“狂态美”和“贵在无羁束”的自然美，这一切都具有一种浪漫色彩的书法的反书法的特征。《食鱼帖》在动静、虚实的处理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放逸而不狂怪，更兼有孙过庭笔法。《苦笋帖》字虽不多，但技巧精熟。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流转，虽变化无常，但法度具备。
历代论怀素书者极多，唐吕总《续书评》：“怀素草书，授笔掣电，随手万变。”《宣和书谱》：“怀素精于翰墨，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冀、钱起之徒；皆举诗美之。状其势以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谓怀素草书“字字飞动，宛若有神。”
怀素狂草所表现的“禅心艺境”，是从“经禅”中得到证悟。所以能表现禅意，又能表现艺境。
释竹禅与九分禅字，竹禅；四川人。相传东汉上谷人王次仲创八分书，魏晋时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带有明显波碟的隶书为“八分书”，以示区别。竹禅在八分书的基础上，历时五十年，新创九分书。自言“所加一分即禅味矣”。现存四川新都宝光专的《华严经序》，为竹禅晚年所书。一幅面积达三十三平方米的巨幅九分掸书，全幅lo02字，字迹似铁笔勾勒，自首至尾，刚劲沉着，风格淳厚。此幅巨作，体现篆、隶兼美的艺术风格，然又似篆非篆，似隶非隶，不为法脱，而又不为法缚。竹禅以书法体现“禅意”，可谓意匠深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