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佛教遗迹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被人们所关注。然而，作为交叉研究领域的佛教考古在理论和方法上既经历着创新探索，也面临如何更加完善的瓶颈。近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森就佛教考古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佛教考古在中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佛教遗迹考古报告的编写逐渐被各省市文物部门提上日程。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近10年来佛教考古发现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成果？
李森：这可从佛教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两个方面来说明：
就考古发现而言，我国近10年来被学术界认可的重要佛教考古发现计有以下六项：(一)2001年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五代十国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当时地宫和舍利埋葬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二)2002年河北邺南城塔基遗迹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东魏北齐时期惟一的一座佛寺方形木塔基址，塔基中刹柱础石、塔基砖函等填补了汉唐考古的一项空白，对于探讨北朝佛寺规制、塔基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2010年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的发掘，深化了对该石窟的认识水平，为进一步探讨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物化资料。(四)2010年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系建国以来考古界首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的全面、系统发掘，是目前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揭示出大报恩寺的原有风貌，为研究明代皇家寺院规制、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五)2011年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发现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寺遗迹，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印证了《水经注》所载云冈石窟“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雄宏气象。(六)2012年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的发掘表明，西山坡佛寺是当时辽上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为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和探讨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建筑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这些都先后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可以代表近10年来佛教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此外，2008年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2012年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北吴庄佛像埋藏坑也应视为比较重要的佛教考古成果。可以说本世纪初佛教考古发现承袭上世纪余风，捷报频传，精彩纷呈，形势喜人，继续延续着我国佛教考古的黄金时代。这些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充分展现了我国佛教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内涵，引发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就研究成果而言，近10年来佛教考古著述依然不断涌现，呈现长盛不衰之势。宿白先生是我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他在上世纪末出版《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两书，对佛教考古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2010年宿先生又推出《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一书，主要研讨了早期佛教遗迹与石窟寺遗迹的分布，云冈、河西地区以外的早期石窟寺和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的年代以及对新疆克孜尔石窟的探索。这时期的重要著述还有金维诺《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温玉成《中国佛教与考古》、马世长和丁明夷《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韩国学者李正晓与梁银景《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隋代佛教窟龛研究》、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麦积山石窟研究》，以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塔遗址》，还有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孙迪《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图目》等等。
记者：考古学涉及很多学科、运用着很多方法，可否请您介绍一下佛教考古在方法上、理论上应该注重什么？
李森：佛教考古是考古学的一门三级分支学科，也是交叉边缘学科，既属历史考古学，又属宗教考古学，和其他类别考古的重要区别是，它需要较多相关学科的支持来进行研究。佛教考古面对的是一切与古代佛教有关的实物遗存，包括石窟寺、寺院遗址和出土及传世佛像等各类文物，在这些实物遗存中又以石窟寺最为丰富，这是佛教考古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国境内的佛教遗存多属地面而非地下遗存，这与其他类别考古，例如都城考古、陵墓考古主要依靠地下发掘有所不同。我们知道，考古学是以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获得的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其基本研究方法，地层学是通过判断遗址中诸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方法。类型学则是对资料进行科学归纳、分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也是佛教考古和考古学中诸多分支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如宿白先生开创性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取得了显著成就。
应该看到，地层学在佛教考古中主要适用于石窟和壁画，类型学是在石窟窟龛形制、建筑与造像组合方面。上世纪上半叶，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出现了图像学研究方法，将欧洲传统的图像志考据学提高到了图像学高度。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对于大型的、连续时间较长的石窟群用地层学、类型学加以研究，可以获得一个总体认识，但深入具体的探讨还是离不开图像学和此前的艺术风格学的。这两种方法在国内学者中逐渐得到重视和运用。不过，应予说明的是，在艺术风格类型与考古学文化区域类型之间有时并不能完全相应，研究者应谨慎处理其中的复杂关系。佛教考古需要注意综合运用考古学、图像学、艺术风格学、历史学、美术学、宗教学等学科，在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逐渐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记者：近年来，一些新的考古研究方法不断被运用，这些新方法运用是否在佛教考古也有应用？
李森：如所周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些新技术被广泛应用，科技考古，悄然兴起。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科技考古已体现在考古学的各个领域，出现了冶金考古学、陶瓷考古、生物考古、农业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古代DNA实验室等。诚如有的学者所说，今天考古学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从考古遗址的勘察来看，应用的新技术即有遥感(航空、卫星、雷达)技术、计算机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等。近年来，这些新技术已用于佛教考古勘探和研究中。
例如，为弄清四川唐代乐山大佛的整体布局和造像特征，考古人员在使用无人飞机、超景深显微系统和红外测距技术的基础上，对大佛进行了计算机三维成像分析研究;武汉大学专家运用测绘遥感技术制作出敦煌莫高窟三维模型，将部分洞窟外形和洞内雕塑以毫米级精度虚拟于电脑中;雷峰塔遗址发掘前为确定塔基是否存在地宫，利用地质雷达进行探测，不仅明确了塔基下地宫的存在，而且雷达探测所得各项数据被发掘结果证实非常准确;有学者通过对GIS在山西省中小型石窟研究中的应用发现，GIS将会大大促进石窟寺考古调查的发展;日本研究人员对日本最大摩崖佛像——京都府笠置寺千年弥勒佛通过高科技数位化手段，修补了佛像头部、残肩、脚底莲花座等线刻，使一些原本模糊不清的部分清晰化，再现了大佛优美原貌;有学者运用计算机容貌测量技术对山东青州龙兴寺佛像容貌和山东本地人容貌进行了定量、定性的测量研究，依据所得数据发现青州佛像的外国样式中不仅有印度笈多式佛像的影响，还有犍陀罗佛像的明显影响。这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令人信服。欧洲在18世纪曾考虑用化学分析来解决文物成分问题，这是化学分析法进入考古领域的开端。佛教造像原料的产地问题可通过化学分析来解决。采用化学方法还能鉴别鎏金铜佛像真伪，如在实验室用硫酸或盐酸对佛像锈迹进行溶解后，根据能否分解出铜离子或杂质离子，可以断定是做锈还是自然锈。
毫无疑问，一门学科与另一学科相结合产生新的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佛教科技考古学的端倪业已显现。但是，科技对于佛教考古不是万能的，在具体操作中还需做到人文与科技的有机结合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