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县建县于南朝武帝年间，距今已有1530余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县。在历史长河的累积中，地方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佛教禅宗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早在晋代大兴年间，天竺高僧佛图澄（232-348）率弟子来到太湖县寺前镇建佛图寺。佛图寺是太湖县乃至江淮地区有文字记载的首座佛教寺院。从南北朝至唐宋，一代代高僧纷纷来到太湖这块“人间净土”设立道场，弘扬禅宗文化。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已年逾古稀的二祖慧可为避“北魏武帝灭佛”，被迫离开中原，辗转南移，来到太湖县薛义河狮子山，筚路蓝缕，开辟道场，静候时局变化。
开皇十二年（592年），二祖慧可在司空山（原属太湖县，1936年划归岳西县）传衣石旁传法于三祖僧璨后“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说法”。（《佛祖统记》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太湖狮子山驻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在狮子山期间，二祖慧可在达摩印度禅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中华儒、道文化和太湖优秀地方文化精华，提出了 “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僧宝亦然。” 禅宗宗旨，把印度禅文化转化成具有中华特色的禅宗文化。二祖慧可并嘱三祖僧璨“你受吾教，宜处深山。”在战火频发，社会动荡的年代，为中国禅宗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三祖僧璨牢记二祖慧可的教诲，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天柱山），“往来于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历代佛祖通载》），从唐到北宋中期，历代禅宗大师隐居山林，农禅一体，使禅宗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朴老说过，“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这不仅影响整个中华文化，而且逐渐影响着世界文化。”因此，太湖县我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狮子山是我国禅宗第一道场。
进入唐代以后，中国禅宗开始走上了多头发展的道路。先后产生了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沩仰宗、法眼宗，而临济宗在宋代又分成黄龙派和杨岐派。禅宗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仅30岁的临济宗八代传人，杨岐派二代传人白云守端禅师（1024-1072），应时任舒州太守邀请，只身一人，渡过长江，从九江承天寺来到太湖白云山海会寺，在这里开设禅宗道场达17年之久。在海会寺，守端在杨岐方会的“四一法门”的基础上，从入处、出处、了处、用处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杨岐派的禅宗思想体系。培养了五祖法演、智本，永起等禅师，还有着名词人郭正祥居士等十二人。其中以法演的门庭最盛，对杨岐派的发展贡献最大。五祖法演（1024-1104）先后住持过太湖县四面寺、潜山县太平寺和太湖县海会寺，晚年才离开海会寺住持湖北黄梅五祖寺。以在海会寺生活的时间最长。五祖法演在太湖县期间，融合禅宗各派特点和太湖县优秀的地方文化，使杨岐派宗在太湖自成体系。门下弟子众多，龙象辈出，最杰出的弟子有“佛鉴慧勤（1059-1117）、佛眼清远（1067-1120）、佛果克勤（1063-1135），”等佛门三杰。其中又以佛果克勤最为杰出。
克勤离开海会寺后，一生辗转江南弘法，先后住持成都昭觉寺、湖南碧岩寺。南京蒋山寺、江西云居寺等名山大寺，所着《碧岩录》一书，被世人称为禅门第一书。他驰骋其出色的文才作为弘法的善巧，接引了天下不少禅门纳子，遂使杨岐一派大大地超过了黄龙派，也胜过了五代至北宋时期盛极一时的云门宗，成为我国禅宗的主流。1199年，日本高僧俊（1166-1227）到杭州径山，从杨岐派六世传人元职（1136-1209）受杨岐禅法，回国后在泉涌寺弘临济杨岐宗，南宋未年，我国禅师渡日本的众多，多传杨岐禅法。到如今，杨岐宗已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禅宗宗派。
据《新修大正藏》记载，从南北朝至唐宋，先后有十八位高僧在太湖占名山，建古刹，开设道场，接引学人。北宋后期，值白云守端驻锡白云山海会寺后，五祖法演、义青投子等高僧云集太湖，太湖县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禅宗道场”（蒋维乔《佛教图说》）。禅宗五宗七派中，除法眼宗外，其余各宗各派都在太湖留下了发展的轨迹。曹洞宗六代传人义青投子自庐山参学回来后“熙宁六年还龙舒。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历代佛祖通载卷19》）。在太湖县海会寺驻锡八年期间，将临济宗杨岐派的宗风、中国儒、道文化和太湖县优秀的地方文化溶入曹洞宗中，丰富了曹洞宗“君臣偏正”宗旨，使曹洞宗更具禅家的宗风、儒家的风格。经过“百年孤独”的曹洞宗在太湖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弟子芙蓉道楷离开海会寺后，先后到开封、南京等地弘法，标志着曹洞宗从此走出了山林，走向社会。
随着历史传承，禅宗“五宗七派”中，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和临济宗黄龙派在元代已断传，目前，“我国禅宗的发展呈“临天下、曹半边”态势，临济宗杨岐派在元初就已成为禅宗正脉。”（《禅宗宗派源流》）而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是在太湖孕育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且成为具有中华特质的禅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