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像碑。现立于苏州玄妙观，相传为唐代“画圣”吴道子所绘。
碑刻，泛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摩崖题记、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碑石有灵，石墨镌华。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碑刻的典型形制开始确定，碑刻逐渐成为中国石雕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
由于特殊的制作和材质，碑刻是保存历史文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历史的见证。同时，碑刻具有丰厚的艺术性：除了最引人瞩目的碑刻书法艺术之外，古代工匠们广泛地运用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还创造了种类繁多、博大精深、而且传承悠久的图式造型艺术，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韵，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后人来说也颇具研究价值。
碑刻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图式的抽象化构图。在图式纹样的刻画过程中，以实物为基础并对其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和修饰，使图案发生变形。创作者因此将创作灵感表现在图式上，极大增加了装饰效果。2.概括性的诠释。碑刻图式中人物元素往往伴有故事情节，但是限于面积，无法将所有的故事情节刻画出来，因此通过对主要人物的刻画来对故事情节加以概括性诠释，以此赋予图式更多的内涵。3.创造了平面化装饰艺术。所有碑刻造型艺术都是在石体的平面上进行，因此采用浮雕手法，这种平面化的造型更加直观地展现了图式装饰艺术。4.秩序化排列。碑刻艺术中的纹样图式（如云纹和回形纹等）主要用来装饰碑刻的边部，因此形成秩序化排列，这样增加了碑刻的美观度，避免混乱的视觉感受，最大限度提升了碑刻的装饰效果。
宗教碑刻是碑刻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宗教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造就了丰富的宗教碑刻艺术，甚至影响了世俗的碑刻艺术。比如，莲花纹样图式元素是佛教类碑刻经常选用的一种图式纹样，因为莲花是佛教的一种象征。随着历史的发展，莲花也逐渐成为中国碑刻艺术中最常用的纹样之一。因此，通过对宗教碑刻的研究，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宗教史的发展、宗教文化的变迁，也有助于发现宗教艺术的变化。
佛教碑刻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期，有感于“缣竹易销，金石难灭”，为防止佛经被毁、使佛法得以永存，于是将重要佛经刻于深山幽谷的石崖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而藏于石洞之中，以便永久保存，称为“石经”，为佛教碑刻的代表。石经的种类很多，兹列于下：
摩崖石经（刻于悬崖或大石表面），最著名的当属刻于北齐天宝年间（550-559）的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这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摩崖。其书体在楷、隶之间，为历代书家所推崇，被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碑版石经（刻于碑版，镶嵌于寺院墙壁，或藏于山间石洞），以北京房山石经为代表，由隋代静琬于大业年间（605-617）发起刻造，所刻佛经约一千部。房山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不但书法秀丽严谨，而且汇集了一千多年来无数书家的笔迹，书风各异，丰富多彩，堪称中国书法和石刻艺术的宝库。此外，众多经版上出现的佛陀、菩萨、天王、飞天等“线刻画”，具有绘画和雕塑的双重性质，生动而丰富地表现了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如唐代石刻《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线刻画，表现手法古朴大方，体现了当时重写实、重细节的风格唐代流行的“铁线描”和“兰叶描”笔法，在此得到生动展示。
壁面石经（刻于石窟磨光壁面），如刻于北齐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石经，其线刻画的风格舒朗温润，生动体现了当时“曹衣出水”的画风。此外还有众多佛教石碑、石幢，不一而足。如隋代的《龙藏寺碑》，唐代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著名碑刻，记载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
道教碑刻的种类也很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画像石艺术。
秦汉之际，随着神仙方术流传，出现了大量描绘仙界的画像石。著名的如山东长清的郭巨祠，建于东汉永建四年（129）之前，其画像石内容就包括伏羲氏、女娲氏，以及霓虹、神人等。这些画像石以单线勾勒，平列构图，强调物象的质感，注重装饰效果，具有质朴单纯的美感。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则流存有大量的道教造像碑，尤其以陕西地区发现的为多，在中国早期道教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著名的如《魏文朗造像碑》，立于北魏始光元年（424），是国内最早的“佛道合碑”；而《姚伯多造像碑》，立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书体是将当时流行的章草楷书化，结字新奇，字形变化自由活泼，古朴稚拙。尤其是碑阳和碑阴各用高浮雕刻有3尊道教造像，中间为坐像，两侧为侍者，皆着道装，为现存最早的道教造像。此外还有立于北魏神龟三年（520）的《 锜石珍道教造像碑》，碑刻文图并茂，刻有金蟾、乌鸟、蹲兽、雉鸡等内容，碑刻中的供养人体形清瘦，褒衣博带，明显受到南朝的影响。而立于北魏太安二年（456）的《中岳嵩高灵庙碑》，相传为寇谦之所书，以其独特的风格为世人所重。
唐代的老子造像独具特色，比例和谐适中、自然真实，强调老子作为唐朝皇室祖先和圣贤的身份。这突出反映在著名的“老子像碑”（现存石碑由南宋时期复刻）。画中的老子像童颜鹤发，体态潇洒，形象生动，突出体现了吴道子的焦墨勾线的特点和风格。
在元代，全真道得到极大发展，留下了大量的道行碑、兴建碑与皇室敕封碑。著名的如赵孟頫《大元敕藏御服之碑》《孙真人道行碑》，笔法圆腴，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中国目前也留存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碑刻。
现存伊斯兰教碑刻主要为清真寺兴建、沿革、功德碑。著名的有立于元至正八年（1348）的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碑，是最早的汉文清真寺碑记之一，首开“以儒释伊”的先例，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立于明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的《来复铭》，是中国穆斯林学者最早将伊斯兰教思想与宋明理学融汇阐发的著作之一，见证了明末清初伊儒融合的历史。
基督宗教碑刻最著名的当属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是研究景教（基督宗教聂斯托利派）在唐代传播的情况以及中国古代与叙利亚、伊朗等地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重要实物资料。碑石保存完好，书法秀丽而劲健；造型依据中国碑的形状，内容使用中国传统文学的用典与对仗等修辞手法，汲取道教、佛教思想阐释景教教义，堪称中西文化融合的珍品。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泉州现存大量宋、元时期宗教碑刻，包括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印度教、摩尼教，以及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展现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交流互鉴，体现了中西文化元素的融合，是中华文化包容特色的生动体现。
作为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宗教碑刻，可以了解到古代宗教文化的演变，尤其是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各个宗教在中国的兴起时间和发展状况。对宗教碑刻深入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碑刻艺术，并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
作者单位为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本文为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三晋石刻大全〉所见碑刻图式及其应用价值研究》（2018F21）的研究成果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