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国地大物博，是多佛教、多元文化、多民族形成的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佛教艺术，需要有专业人才去挖掘研究。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国归顺蒙古帝国。忽必烈汗封那摩国师为蒙古帝国的大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的佛教事务。蒙古人自古以来的佛教信仰，是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ögeyin šasin)。蒙古地区的博克教没有強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佛教信仰，允许各保持其信仰的佛教，并给予保护。应该说蒙古草原原来的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草原地区呈现平等共存、发展、弘扬与壮大。
蒙古人最初受汉传佛教文化艺术影响最大清代帝王崇信佛教，对蒙藏地区以怀柔政策治理。清代的治理国家理念“修一个庙，胜过十万兵”，告诉国民人人都应该知道因果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的厉害关系，这个国家就能国富民强、人民就能安居乐业，这是清代治国的理念之一。清代这些以佛教文化治国的理念，悉皆借助了元代忽必烈的文化治国理念。对蒙古草原丝路，即佛教文化的界定和评价，只是开启了深入研究的大门，希望以此为起点，在草原佛教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草原佛教的传播和传承、草原佛教召庙文化艺术和教育、草原佛教与蒙古世俗文化、草原佛教与蒙古语文诵经体系、草原佛教与萨满教等诸多方面，把对草原佛教的研究推动起来。不仅提出对草原佛教历史地位的新评价，而且推动对蒙古草原地区佛教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即蒙藏汉等佛教文化的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挖掘与继承、发展与弘扬。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最初受佛教文化影响是藏传佛教文化，这到不如说是蒙古人最初受汉传佛教文化艺术影响最大应该是较为正确的。理由之一，蒙古帝国的汉传佛教居士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至后来大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即“慈、悲、喜、舍”(巴利语：mettā karunā muditā upekkhā)的菩萨精神。所以说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应归功与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也即蒙古人最初接受汉传佛教文化影响之可能性最大与耶律楚材的尽力有密切关系。蒙古草原地区佛教的传播，也可以这样来概括，蒙古人在佛教思想方面主要吸收了汉传佛教的思想（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的影响较大）；在佛教仪轨方面，主要吸收了藏传佛教密宗方面的仪轨较多。而且主要是受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影响。 元朝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以贵族阶层为主要出现的，明清以后在贵族佛教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民众佛教为主的趋势。
成立草原佛教文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就学术研究内容而言，“草原佛教文化研究机构”的成立除研究草原游牧民族和佛教文化，即包括巴利语系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蒙古语系和其他语系佛教之外，还要把在草原上流传甚广，影响大的博文化（俗称：萨满教）、马文化作为重点进行研究。对蒙古文化来讲“马文化”也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代名词；“万佛寺”与草原文化有着历史的机缘巧合。在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当今兴旺发展的时代再一次赋予了她传播民族文化、佛教文化的使命，以佛教文化为载体、为基石研究传承草原文化，是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和挑战。
成立“草原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将作为大草原的原始佛教文化、草原佛教文化和蒙医药学文化的弘法道场，在佛学研究方面主要以佛教的六大语系经典为依据，由浅入深直探释尊一生教化之本怀，如实通达如来真实义，以期为现实问题对症下药为目标、契机度生为正途。在党的民族佛教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草原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将本着“以人为本，人成则佛成”的宗旨，以培养大批佛教和社会两用人才，回报社会、回报大自然、回报施主（人民大众），并以善待感恩众生之心，满足众生的心愿。草原佛教文化（蒙藏汉）一起为世界和平，为构建和谐社会，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履行佛教文化的“慈、悲、喜、舍”普度众生、大愿大行、行愿无尽之职责，做出贡献。为我国培养“立场坚定、品德高尚（修持方面的慈、悲、喜、舍的精神，有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学识渊博（佛教上有较高造诣的高级佛教人才）”的爱国爱教、爱民族、爱自然的高级人才做出贡献。如若上述研究计划得以实现，将对于呼伦贝尔和二连浩特大草原等草原地区的原始佛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挖掘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保护少数民族的佛教文化、佛教信仰提供可行性措施。为今后研究草原游牧民族的佛教文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为国内外学者和对我国草原游牧民族的佛教文化有兴趣的人士提供第一手资料。从而提高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和草原佛教文化在全世界的知名度，特别是促进草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振兴民族经济，也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对于保护大自然和促进生态的平衡的事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