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佛教传播的主要国家，三大语系佛教俱全。三大语系佛教传入中国后，都成功的实现了中国化进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与智慧
佛教自印度创立之日起，就有非常开放的传统。佛陀在世时，为佛法的传播定下了“契理契机”的根本原则。“契理”是指保持佛法的核心理念和教法不被异化；“契机”是指实现佛法适应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传播的灵活方法。千百年来，佛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正是秉承佛陀定下的“契理契机”原则，成为了国际性的世界宗教。因为有这样的传统，佛法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在“契理契机”智慧的引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的灿烂历程。
二、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成就
汉传佛教主要在我国广大汉族地区传播，自公元前后传入后，其中国化进程持续的时间历经两千余年。两千多年来，佛教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文化也以包容的胸怀接纳佛教文化，形成了互补互融的良好互动，最终促使佛教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后，经历了短暂的植入期，在进入消化期阶段，比较注重中国化的方式来理解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植入期主要以翻译经典为特征，但在翻译中，译师们已经利用中国文化的词汇和方法来翻译佛经，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基础。特别是在消化期的时代，我国的佛教徒所开创的“格义佛教”，是典型的推动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标志，用中国式的方式来判摄佛法的内容而形成“判教”思想，更是佛教中国化的创举。正因为在消化期阶段的中国化方法的广泛运用，促使佛教在思想义理层面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完成了重要的中国化理论创新，成就了隋唐以来，以宗派佛教为特征的中国佛教繁荣景象。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实现了理论层面的中国化，在组织形式、运行制度、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根据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状，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唐代马祖道一开创的“丛林”模式，便是佛教在组织形式上彻底中国化的成熟象征，百丈怀海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制定的“清规”，更是佛教在运行制度上完全中国化的智慧结晶。正是“丛林”的组织模式以及“清规”的制度保障，佛教在印度时期所特有的生活习惯，成功地转化为中国化的生活习惯，完全适应中国的社会和实际情况。
藏传佛教主要在我国藏族、蒙古族等地区传播。佛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时间大致起始于公元7世纪左右。千余年来，佛教文化在以上地区的传播，经过不断的融合与演进，逐渐成为了该地区的主体文化。佛教文化不仅是以上民族的核心价值取向，对这些地区民众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完全融入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习俗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
巴利语佛教主要流传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及德宏地区，也被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其民族融合程度也非常紧密，成为了傣族等民族的文化价值主流，对民众的影响也同样巨大，是普通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传佛教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
三、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走向了融入世界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社会及文化也发生了数千年来未有的巨变，佛教如何适应这一变革，重新与当代的现代化中国相契合，是当下中国佛教徒应当承担起来的历史使命。
首先，当代佛教的中国化，必须继承两千余年来传统佛教的优良遗产，这是佛教赖以传承的思想源泉。
其次，当代佛教的中国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服务于当代中华文化复兴之路的主流自觉，这是佛教当代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另外，当代佛教的中国化，还必须具有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的社会形态。当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模式、生活方式、城镇化建设、信息网络以及智能化时代的来临，都是新兴的中国社会型态，当代中国佛教必须适应这些变化，还要有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其中，否则会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而走向淘汰的绝境。
再者，当代佛教的中国化，还应该与当代中国社会一样，融入到全球化的国际大潮流中，主动成为文化交流对话的沟通者，多元文明互鉴互动的推动者，为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贡献佛教的独特智慧。
结语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两千余年中国化成功的经验，这是中国佛教徒的宝贵财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佛教徒，在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社会中，如何肩负起历史责任，持续稳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不断开创佛教中国化的新境界，是每位当代中国佛教徒神圣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