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朝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究竟始于何时，史家众说纷纭。譬如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便传说有博士弟子从月氏国使臣口授佛经。[1]然而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2]相传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佛法，在月氏国（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带）遇见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邀他们回洛阳，并用白马驼着许多佛经带回中国。永平十一年，明帝为两位印度僧人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称为白马寺。这两位僧人曾翻译了一部份佛经，即今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但据近代学者考证，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非出于汉人手笔。 然而由史料来看，后汉桓帝年间（公元158至166年），楚王刘英，崇奉黄老与浮屠（即佛陀）之教，桓帝宫中亦建有黄老及浮屠之寺。到了后汉献帝之世，又有笮融建佛堂，并率众修持颂经法会。以此可见，佛教传入中国，有信史可查至迟是在后汉桓帝时代。其实，佛教传入中国乃是渐进的，可能早在秦始皇时代，借着往来于西域的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一些佛教的事物。至于中国人信仰佛教，大概是到后汉时代才开始。
2.三国时代（公元221－265年）
在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及南方的吴国，有关蜀国的佛教史料则很少。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魏国佛教可以说是汉代佛教的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其中最着名的是昙柯迦罗及康僧会。
三国时代只有五十多年，从佛教的发展来说，尚属启蒙阶段，因此在思想的建树上，可述者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文人崇尚清谈之风，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放浪形骸、隐遁山林，批判礼法不遗余地，又纵论老庄之学。当时儒家的地位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因此人们兴起出世的愿望。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时机上可算是“趁虚而入”，恰逢其时。然而，正如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指出，这也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脱离出世倾向，甚至日趋衰危的主因。
3.西晋、东晋时代（公元265－420年）
西晋时的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其中最杰出的译经师乃是竺法护。他长居在敦煌，并曾随师周游西域，通晓西域三十六种语言。他曾译出《般若》、《法华》、《华严》、《涅盘》等经，共约一百五十多部三百余卷经典。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是由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所建立的十六国所管辖。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利用佛教来巩固其政权，并与以儒道为主流思想的汉族相抗衡，因此，他们往往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其中后赵（公元319－352）的石勒石虎，前秦（公元351－394）的符坚等人，更是提倡佛教不遗余力。因此，佛教在中国北方开始盛传。
此段时间，正是儒家势力衰微，而神仙方术的庸俗信仰与老庄思想勃兴的时代，人们对“怪力乱神”的事大感兴趣。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在此时大盛，也与此有关。日本当代佛教思想史权威柳田圣山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中国人的兴趣，恐怕不纯然是教理的理解问题，而与人们希望长生不老，喜欢探究超自然的能力有直接的关连[8]。佛教首先即以此通俗信仰的型态，生根于中国社会之间的。
4.南北朝时代（公元420－580年）
东晋灭亡之后，继之而起的王朝，在南方有宋、齐、梁、陈。在北方，则先由魏统一五胡，然后再分裂为东西两半。东魏之后为北齐，西魏之后为北周，最后才由隋统一南北。前后共历一百六十年。
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地域的分裂而产生南北两种传统，有“南义”、“北禅”的各自特点。南朝佛教继承东晋佛教的传统，偏尚玄谈“义理”。史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佛化虽隆，多游辩慧”，正反映了这个特点。当时“涅盘”、“成实”、“三论”等学说都十分流行，关于涅盘与佛性，顿悟与渐悟等问题，也辩论得很激烈。同时，佛教界和知识分子间，也因为“因果报应”和“神灭论”等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其规模之大和论战之激烈，在中国古代思想上是罕见的。
南朝的帝王，多信佛教并予以保护，特别是梁武帝（公元464－549）对佛教的重视和尊崇更是空前绝后的。他曾宣布佛教为国教，不但花费大量钱财建佛寺佛像，举办法会，还有三次舍身到佛寺为奴，然后再由群臣以亿万钱奉赎回宫，从而充实了寺庙经济。
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兼并北方诸国后，一方面尽力汉化，另一方面又利用外来的佛教来消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所以自北魏建国者道武帝（公元371－409）起，北朝帝王也大都信奉佛教以收揽人心。虽然中间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曾有崇道毁佛运动发生，唯其毁佛时间，均不太长久，而且后代又往往很快恢复佛法，因此影响不大。总的来说，佛教在北朝统治者的扶持下，播范围极为广泛，并留下了许多伟大的佛教石刻艺术。如龙门石窟，即其一例。
5.隋唐时代（公元581－906年）
中国佛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从印度佛教中独立发展起来，而在隋唐时期达到最高峰。事实上，直到隋唐时代，才有纯中国的佛教宗派出现。而南北朝时代的各宗，除了极少数之外，都逐渐被新兴的中国佛教宗派摄融，而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隋代虽然立国短暂，只有三十七年，但因为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也促使佛教的南北两大体系被综合起来。南方佛教的思辩化，和北方佛教的实践性，至此达到有机性的统一。隋文帝自登基之后，就改变了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而以提倡佛教作为巩固其政权的方针之一。他甚至设立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物。隋炀帝也笃信佛教，他曾尊称智顗为“智者大师”，对智顗创建“天台宗”提供不少助力。由于隋朝统治者扶持佛教的政策，使寺院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也因此在隋末的农民战争中，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一样，都成为农民起义军打击的对象。
唐代初期也十分支持佛教。唐太宗（公元599－649）很重视佛经的翻译工作，特别为自印度取经归国的玄奘建立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也下诏在全国各地广建佛寺，以悼念阵亡将士，安抚人心。由于唐太宗对各宗教都采宽容政策，因此景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波斯祆教，都于此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国。 后来武则天更是崇佛信经。她一方面利用僧人怀义等所伪造的《大云经》和《宝雨经》为自己的篡权称帝辩护，自谓系得到佛的“授记”（预言）。但是另一方面，她也赞助《华严经》的翻译工作，并支持法藏创立了“华严宗”。
中兴唐室的唐玄宗开始限制佛教的发展，但并未放弃对佛教的利用。然而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与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终于导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运动。这是一次对佛教空前沉重的打击，绝大多数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所以是佛教在中国发展鼎盛时期的结束。因此，唐武宗灭佛的前因后果，是值得详加分析的。
依据日本和尚圆仁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武宗灭佛的主因是佛道之争。其实佛道之争，由来以久。早在两晋时代，就为了究竟是达摩（禅宗之祖）系老子的重生，抑或是老子乃佛陀之弟子，佛道人士起争执。后来道教人士更以三个理由排斥佛教：（一）佛教不适合中国国情及生活。（二）道教比佛教根本。（三）灵魂的死灭（即“神灭说”）否定了轮回理论。[13]结果佛道两教人士都为了要证实自己的论点，不惜伪造典籍，互相攻击。等到他们争吵到难以忍受时，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便下令两教的两万僧侣还俗。在唐代，佛道两方为要争取皇帝的青睐，也常常互相攻讦。所以唐初佛道两教势力互有消长，有的皇帝重佛轻道，有的则重道轻佛。
唐武宗笃信道教，而且他认为佛道不能并存，所以他千方百计地利用道教排斥佛教。加上他认为佛教破坏了儒家极力维护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准则。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必须抵制佛教的发展。因此圆仁说：“今上（武宗）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佛、法、僧）。”
但是武宗灭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乃是经济因素。依据《新唐书食货二》所记，当时有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田数千万顷。这样多的土地、人口不为政府所有，当然会严重影响政府的税收来源。所以《旧唐书武宗纪》说：“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武宗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这恐怕才是他灭佛的根本原因。
6.五代及宋朝时代（公元907－1280年）
唐朝经过二百九十年而亡，其下则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及后周，约五十年间，合称“五代”，然后就进入宋朝。五代时期，后周世宗又有一次破佛运动。然而宋太祖灭北周后，便又开始采取保护佛教的措施，并修建佛寺。中国的第一部雕版《大藏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就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刊行完竣。
后来，北宋徽宗曾强令佛教与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给佛教沉重的打击。但是不久佛教又恢复了元气。宋室南迁之后，对佛教采取利用和限制的两面手法。而与宋朝相抗衡的辽、金两国，也都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辽国时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华严宗最为兴盛。金国时代最流行的是禅宗。西夏国也将全部《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字。
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佛教已由高峰滑落。只是佛教在各个地区的兴衰情况不一，各个宗派的起伏也不相同，充份表现出佛教各宗派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天台与华严两宗，虽然曾有短暂的复苏，但是独领风骚的还是禅宗。
7.元、明、清朝（公元1280－1911年）
元、明、清三朝，中国佛教的情况，可以说是每下愈况。元朝对各种宗教都持宽容的态度，但是最受重视的，还是西藏喇嘛教（密宗）。因为元世祖忽必烈笃信喇嘛教，奉西藏名僧为帝师。但对佛教的发展来说，可以算是有害无益。同时，自唐朝末年开始蓬勃发展的秘密宗教，也结合了佛道思想，以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旗号，深入民间。这种非道非佛的秘密宗教，造成佛教的混乱。迄今，这种深入中下层社会的秘密宗教，仍极为活跃。
明太祖原系僧侣，对佛教的护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由于他出身秘密宗教之“明教”（白莲教之前身，与摩尼教和弥勒教有关），深悉宗教力量庞大，乃再度以“既利用又限制”的两面手法来对待佛教。他规定僧尼“或居山泽，或居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民”。这使得僧尼的经济只好建立在寺产和经忏上，而不能建立在广大的信众上，这造成佛教的没落。[19]同时他还曾露骨地表示：“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俗，难于尽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更使得佛教的发展，无形中受到许多的限制。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佛教政策。历代皇帝对佛教既有保护和扶植，但也有些限制。大清会典的律令规定：僧道不得沿门化缘，不得外出，妇女不得到寺庙进香礼拜等。乾隆皇帝更公开表示，“释道是异端”，并希望佛道人士可渐次减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教的衰颓，是在所难免的。
以上内容为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在历朝历代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详细讨论佛教文化对于铜镜纹饰与主题的影响：
佛教对镜的利用，精神哲理层面高于实用物质层面，玄妙佛法借镜便利了传扬，但任何一种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吸收利用，其作用都不仅仅是单向的。佛教对镜的运用，也使镜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这在我国镜文化的发展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有着本土文化的抗衡，直至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才较盛行。此时的中国镜文化，逐步受到佛教的影响，镜背主题纹饰中出现了类似佛像或模仿佛像的神仙像。洛阳汉魏墓区出土的铜镜，纹饰中"有似佛的人物……背及座垫两侧有上卷和下卷的辐射光束。座垫以下有一盛开的多瓣大花，形似莲花"，这虽不能断定为佛像，但至少是已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神兽镜。1964年湖北鄂城寒溪公路上出土一件带佛像的神兽镜，主题纹饰中有一组为二尊佛像。佛兽镜体系的形成，是佛教盛行的反映。镜纹中出现的莲花、项光、狮子等都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艺术造型，其余部分则与传统神兽镜同，由此可见佛教的逐渐渗透过程。在湖北鄂城出土的变形四叶八凤镜中，有一类佛兽镜，四叶中均有佛像，三片各为一跏趺坐释迦像，有项光、莲座。另一瓣中为三尊像，中为勇猛跏坐释迦像,有项光、莲座,后有侍者,前跪菩萨,还有佛龛之形,不难认定为佛像。此类镜在美国、日本、德国均有收藏，主题佛像一致，只是细节有所不同。这已不再是神兽镜中神仙像的简单替换，而是佛教色彩浓厚的佛像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