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南朝鎏金铜大势至菩萨立像
余杭塘栖龙兴桥采集明铜浴佛像
萧山蜀山东晋庸常元年（322年）墓出土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
吴越国铜大势至菩萨立像
佛宝网浙江讯 “越中佛传.东南佛教盛事胜迹圣物”展于年初在浙江博物馆西湖美术馆开展，将于3月27日结束。展品来自23家文博单位，汇聚了111件（组）佛教遗物。这些遗物多出自浙江省境内的佛塔、地宫、窑址、墓葬，尤以吴越国至宋元明时期佛塔出土的金铜造像居多，还包括其他质地的佛教造像和经卷、舍利容器，以及寺院中使用的梵钟、磬等。
越地出土的众多东吴、西晋佛像遗物，可谓佛教早年传入东南的实物证据。东晋、南朝江南佛教昌盛，帝王开窟造像，高士舍宅为寺，金铜造像显现无量寿佛崇拜。隋唐佛教融入华夏传统文化，金铜造像、写经插图，多见千佛、七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形象。五代宋初吴越国时期，东南佛教盛极一时，钱氏诸王笃信三宝，末王钱俶毕生崇佛，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藏八万四千《宝箧印陀罗尼》刻经，愿佛法永驻，期国泰民安。吴越国金铜造像，承袭隋唐造像遗绪，开启宋明造像新风，以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为主，形式与同期西湖摩崖龛像一致。宋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出土的写本、刻本佛经，砖雕、泥塑造像，体现了这一时代的风气。元代地宫出土的三世佛造像，反映出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明代佛塔出土的造像，不仅有汉传佛教造像，还有藏传佛教绿度母像，金铜佛、菩萨像与道教造像同塔供奉，表达了普通民众的宗教信念。
新昌剡山大佛是古代江南地区石雕佛像的代表作。南朝梁天监十五年（516年）僧祐凿成。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吴越王钱镠奏设新昌县，改易石佛坐姿。明代再次盛妆，终成后代定式。新昌大佛的凿就，标识剡东佛教的兴盛，弥勒巨像成为中外僧俗心仪神往之所。2016年，适逢大佛落成1500年，浙江新昌博物馆联手新昌大佛寺，隆重推出“佛峙天姥——新昌大佛1500年纪念特展”，这也是“越中佛传.东南佛教盛事胜迹圣物”展的缘起。
“越中佛传.东南佛教盛事胜迹圣物”展以时间为顺序，分3个单元。第一单元为三国两晋南朝隋唐时期，第二单元为五代宋初吴越国时期，第三单元为宋元明时期，展示独具特色的4至16世纪两浙（亦作“两淛”，浙东和浙西的合称）佛教遗物。
展品中，也不乏浙江省以外出土的佛教珍品，如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吴越国金书《妙法莲华经》，山东莘县宋塔出土的北宋杭州刻本《妙法莲华经》，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宋代地宫出土的吴越国时期铜泗洲大圣像。这次展览传世的展品只有两件，分别为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一卷《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经》以及江苏常州金坛博物馆收藏的乙卯岁（955年）吴越国王钱弘俶造铜阿育王塔。
三国两晋南朝隋唐时期：
长江下游地区三国吴、西晋墓葬及窑址中，出土了众多贴饰佛像的器物，表明佛教较早在中国东南流行。东晋、南朝佛教开始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帝王礼遇佛法，名士精于佛理。许玄度生前建塔、舍宅为寺，死后转世为梁岳阳王萧詧续修佛塔的逸事，在越中广为传布。宁波阿育王寺以起塔供养传入东土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而久负盛名。齐梁年间开凿的剡山大佛，为江南早期重要石窟造像。表现无量寿与弥勒信仰的金铜造像，出土于南京六朝遗址以及浙江、上海宋明时期的佛塔遗迹中。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中国化，隋代智者大师首创佛教宗派天台宗，求法日僧多次巡礼天台山国清寺。浙江保存最多的唐代佛教遗迹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佛塔出土的隋唐金铜造像，存世唯一图文兼备的《佛说阿弥陀经》写本，都是研究这一时期佛教的重要实物资料。
五代宋初吴越国时期：
吴越国是唐宋之间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地方政权，定都杭州，版图最盛时，北起苏州，南抵福州。三代五王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在十国中享国最长。呈衰微之势的佛教，在东南之地钱氏诸王带动下，蓬勃发展，使那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末代国王钱俶，在位31年，奉佛至诚至虔，建寺起塔、开龛造像、刻经造幢、礼遇高僧、搜求佛籍，复兴天台宗。杭州雷峰塔、金华万佛塔、东阳中兴寺塔、苏州瑞光寺塔、湖州飞英塔、龙游湖镇塔、海宁智标塔、上海兴圣教寺塔，出土了众多金铜造像、阿育王塔、经卷等礼佛精品，极具时代、地域特色。钱俶以金铜精钢两次铸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中藏《宝箧印经》。钱俶开官府大规模刻经之先河，3次雕印八万四千卷《宝箧印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重大。
宋元明时期：
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越来越接近，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并深入民间。温州白象塔、千佛塔出土的塑像，瑞安慧光塔、丽水碧湖塔出土的经卷，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写本《大藏经》，继承吴越国《大藏经》传统。两宋时期民间或寺院开雕的6部《大藏经》，都在吴越国故境刊版，盛况空前。元代信奉藏传佛教，在南宋故都开龛建像，造喇嘛塔，以镇王气。海盐镇海塔地宫、上海圆应塔出土的藏传佛教造像，结合杭州飞来峰、吴山宝成寺开凿的摩崖龛像，反映了藏传佛教在江南的流行情况。明代皇帝大多信奉佛教，刊刻了多部《大藏经》，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紫柏真可万历初筹刻《嘉兴藏》。普陀山在明代被确立为观音菩萨道场。嘉兴佛塔出土了众多明代造像和经卷，桐乡崇德崇福寺塔出土的造像中，藏传佛教绿度母像与汉传佛教观音像共奉，反映了民众的佛教信仰。 （图：浙江博物馆西湖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