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便在其发展与发扬的过程中，渐渐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进而演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化佛教。从而使得它在传播的同时又影响着中国的方方面面。正如文学大家季羡林教授所说：“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事实却也如此，佛教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还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哲学、文学、史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等，但是在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上，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最为突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诗歌更是享誉中外。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自先秦汉武至唐宋明清，都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也是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主流的艺术形式。就中国古代诗歌本身而言，与生具有的排他性很难融入其他元素，但是佛教却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不仅融入了诗歌之中，还影响诗歌。纵观诗坛，无数的诗歌都刻上了佛教的印痕。
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了中国诗歌声律的诞生。
佛教的传入大大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且随着对大量的从印度而来的佛经的翻译，并依据佛典中偈语的翻译规律，人们总结出了汉字的四声规律。即平、上、去、入四种不同的声调，这标志着声律理论的产生，汉字四声规律的发现和声律理论的诞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中国诗歌的创作。诗人们从那时候便开始追求诗歌的形式美和格律美。渐渐的中国的古体诗慢慢被淘汰了，诗坛中出现了按照新的诗词格律创作的格律诗。新的格律诗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从创作手法上讲比古体诗灵活、方便得多，最主要的是它更容易被阅读和记忆，进而增广了传播的范围。
第二：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容形式更广阔了。
在佛教还未传入中国之前，诗坛的诗歌多以表现爱情、亲情、友情、生离死别、人生的失意、个人志向等为主打思想，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诗坛不仅出现了许多诗僧，而且还因为许多诗人和佛教僧人的往来，使诗坛上出现了许多表达佛理及修持经验的诗歌。
如《高僧传》中僧度大师因他出家前的未婚妻劝他还俗时，他回的一首诗：机运无停住，倏忽岁时过。巨石会当竭，芥子岂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闻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 这首诗充分表明了僧度大师决心出家，皈依佛门的心意。这便是一首通过诗表现佛理的典型诗作。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中的辩证思想，这种思想正如佛教所认为的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轮回之中，人有生老病死，月有阴晴圆缺，花开花落，生灭相成。
到了隋唐时期，有更多的文人墨客在自己的诗歌中都表现出了这种禅宗思想，如白居易的《闻哭者》：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生人，少得垂白发。余今过四十，念彼聊自悦。从此明镜中，不嫌头似雪。白居易用这首诗表达了佛教人生苦空的道理。
诗坛上除了一些表达佛教思想的诗作外，还有大量写诗说禅的诗作。这些诗作内容大都是追求空寂的禅境、追求机智活泼的禅机禅趣、追求佛教语言的选择、追求禅宗中的理性。
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该诗以自在安闲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厌世喜游山水、随遇而安的心态。王维的许多诗都深含佛理禅趣，从表面上看，他所写的多是“苍山”、“日色”、 “青松”、 “翠竹”、 “鸟啼”、 “花笑”、 “流水”、 “钟声”……实际上所表现的多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
第三：佛教文化和思想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
禅意与诗歌本来毫无瓜葛，但是因为佛教文化及思想的影响，便有了禅语入诗、禅理入诗，禅趣入诗的情况产生，正是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中国诗歌的意境更加深远了。
如，刘长卿诗中的理性说教：无生妄已息，有妄心可制；灵云志勤禅师宣扬禅家的自性具足之理的悟道之作：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苏轼的禅理诗《题西林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不胜枚举。
第四：佛教悟禅的思维方式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思维提供了借鉴方式。
佛教悟禅的无功利化、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给中国诗歌的创作思维提供了一种借鉴方式。
中国古代诗歌的诞生都是因诗人自己的主观情绪催生的，这与佛教讲究的无念无欲的无功利化佛教文化相仿，正是佛教文化中的这种无功利化的思想启发了诗人思维中灵感思维的自觉运用，当诗人们超脱了功利，以真、善、美的眼光去审视身边的一切，故而才能发现周遭的美，从而导致他们的作品更趋向于纯粹的情感之美，影响得中国古代诗歌也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逻辑思维是建立在对事物分析、推理、抽象、综合的思考上的，但是佛教悟禅和诗人创作基本上都是非逻辑性的直抒胸臆，及一些非概念性的理解、出自直觉的智慧，因而悟禅和作诗的最高境界皆是出乎自然、率意天成。因为这种非逻辑性的思维可以排除外界事物的干扰，进行自由自在的联想。在没有逻辑层次的同时，也就没有了思维方式之间的中介，从而可以产生一般逻辑思维所不能产生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灵感思维。正如许多禅宗公案和诗歌中的句子只可会意不可言传一般，都是灵感思维的产物。
佛教文化用自己独特的非逻辑化的顿悟思维启发了诗歌创作中的灵感思维，使诗歌创作从词语运用的牢笼中挣脱了出来，最大限度的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使人从文字之外领略到更多的诗的奥妙和审美的愉悦。
第五：佛教诗歌大量涌现推进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繁荣。
一些僧人为了宣传佛教的教理教义、表达信仰、反映修炼生活，故而写诗，一些崇信佛教的文人学士或与佛道思想有相通之处的人也写诗。加之一些其他因素，佛教诗歌就随之而然的兴盛起来了。
如：东晋名僧支道林，既是佛教理论家又是诗人，存诗十八首，他与当时名士、诗人往还密切，孙绰、许询、王羲之都是他密切的诗友，他们一起说佛谈玄，以诗明志言道，对中国古代诗歌影响颇大；东晋高僧慧远，是一代僧人领袖，他有一系列佛教理论，并擅长诗文，广交名士，博得文人仰慕，当时他在庐山与名士、文人及隐士结成“白莲社”。参加诗社的有一百二十余人，大诗人陶渊明便是其中成员，谢灵运想要参加，但慧远认为谢灵运心乱难净而婉言谢绝。白莲社可考者仅十八人，世称“十八高贤”，其中包括僧徒四人、陶渊明等居士七人。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九僧：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非、大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东宇昭、峨眉怀古。他们不仅诗歌作品颇丰，而且对佛教发展及诗坛的兴盛亦有理论上的贡献，所以影响较大。明代胡应麟则赞其：其诗律之滢洁，一扫唐末五代鄙俗之态，几乎升贾岛之堂。
同一时期，文人学士及士大夫受佛教文化影响，大都以诗抒怀。诗有玄言诗、招隐诗和游仙诗，这些诗在佛教超尘避世的理想思想影响下，大都寻求自由和解脱，描绘与世俗迥异的美妙仙境和清净乐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
直至隋唐时期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和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因唐代以诗歌取士，故而写诗已然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与此同时佛教诗歌也大量产生了，其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的。《全唐诗》录有诗僧115家、诗45卷。《唐才子传》提及的诗人有398名，诗僧53名。诗僧的代表人物有：王梵志、丰干、寒山、拾得、义净、慧能、怀素、录一、护国、皎然、江照、玄览、清江、江振、灵彻、项斯、无可、冷然，贯休、处默、方丁、可止、齐已等。他们的诗歌成就，虽不能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媲美，但却有自己的风格且饶有韵味，与一般名家不相上下。
因唐时佛教的发展处于高潮鼎盛时期，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创作的繁荣期，但唐以后各代诗歌发展均呈现衰微之势，但有一些僧人与诗人的佛教诗歌留于后世。
元代的马臻、张雨、倪赞、张养浩等，明代的高启、沈周、唐寅、杨慎、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清代诗僧中，读彻、如乾、元作、晓音、律然、俞桐、大汕、日荷、敬安（八指头陀）、曼殊等都是著名的诗僧。其中的读彻、大汕、敬安、曼殊存诗较多，其诗颇负盛名，为时人传诵。
清代文人写佛教诗歌的更多，因清初统治严酷，许多文人不能接受黑暗的现实，常以佛教思想排遗内心痛苦，借诗歌抒发苦闷，如吴伟业、钱谦益、屈大钧、龚自珍等。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诗词，就有浓厚的佛教思想。
佛教诗歌之所以能推动中国诗歌的繁荣，是因为佛教诗歌的作者及其作品源源不断，涉及面广，数量多。佛教诗歌的创作过程强调澄心净虑、出神入化、情景交融、物我两忘、得意忘言，这与佛教禅宗的修炼有着相通之处，与诗的构思过程更颇为相似，更与一些诗人把诗歌创作看作是一种参禅有关，如严羽、苏轼、陆游等。
总之，佛教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诗歌与佛教文化一起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