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派、祖师与寺院
在中国汉传佛教中，任何一座被后世认可的“祖庭”都与“宗派”、“祖师”、“寺院”相联系。我们只有确定了汉传佛教的“宗派”有哪些，各宗派的“祖师”有哪些，堪称“祖庭”的寺院有哪些之后，才能讨论“祖庭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无论是佛教界还是现在的学术界，共识程度最高的是“八宗”说。与此相适应，我们讲的“祖师”就是这八个宗派中的祖师，我们讲的“祖庭”也就是与这八个宗派祖师有关的重要寺院。
那么，在这八宗中，什么是“正祖”和“支祖”区别呢？
禅宗开始建立从印度到中国的祖师传承系列是从七世纪开始，在从唐到宋建立祖师系列过程中，特殊重要的事件有三个：
第一，法如（638——689）在少林寺首次确定禅宗的传法系谱，把菩提达磨奉为禅宗东土初祖。由于这是第一次确定东土祖师系谱，并且与少林寺作为祖庭相联系，所以很有影响。
其二，慧能南宗把达磨奉为东土初祖，并且写在禅宗最重要的经典《坛经》中。由于慧能一系成为后世禅宗众多支派繁衍的总源头，所以这里的说法以后也就不能更改了。
第三，北宋契嵩在确定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的基础上，为所有以后的宗派支脉祖师都提供了获得正宗地位的理论依据。按照契嵩的解释，从达磨到慧能，都是祖师单传。在慧能之后，不是没有祖师了，而是因为正宗禅法广泛普及，能够作祖师的人更多了，所以，此前单丝孤线式的祖师递传（这些祖师是“正祖”）变成了“枝派”众多的“普传”。“普传”时代这些“承法”的众多祖师称为“支祖”。
在这里，祖师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他们世代单传，均被称为“正祖”；另一类是慧能之后，禅宗分化的派系很多，那些众多枝系的祖师被称为“支祖”。“支祖”地位明显不能与“正祖”相提并论，但仍然被认为是祖师。很明显，强调前代“正祖”的崇高地位，正是为了证明后代的众多“支祖”们弘扬的也是正宗佛法。
由于禅宗从宋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最大宗派，禅宗的这种祖师分类方法也就被汉传佛教公认了。我们在研究中国祖庭文化时，首先重视的、选择的自然是“正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为佛教的健康发展，为佛教文化的繁荣做出的贡献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支祖”，他们中许多人的文化贡献也是彪炳史册，影响深远，值得开发和弘扬。
第三，关于“祖庭”的广义和狭义之分
“祖庭”是指与各派祖师关系最密切、影响最广泛的寺院，那么，哪些寺院可以被称为祖庭？对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统一说法。实际上，谈到“祖庭”，不仅各宗派都没有统一规定，一个宗派在不同时间段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成书于北宋大观（1107——1110）年间的《祖庭事苑》，是第一次把“祖庭”一词用在书名上。这里的“祖庭”一词相当于“禅门”、“丛林”，并不是特指禅宗某一位或某几位祖师弘法传禅的寺院，而是指整个禅宗的历代宗师的寺院。在以后很长时间里，“祖庭”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所以，这种用法的“祖庭”一词含义很宽泛，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祖庭”，即指包括“正祖”和“支祖”在内的所有派系祖师的寺院。
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方面选择堪称“祖庭”的寺院，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在这里，本文没有能力判断各种具体选择“祖庭”方案的对与错，也没有能力列出一个汉传佛教完备的“祖庭”名录。本文只是在这里建议，本次会议之后，有关方面可以规划项目，设立课题，在整体考虑“宗派”、“祖师”和“寺院”三个方面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出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的遴选标准，从而列出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的完整目录。这是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
二、“祖庭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现代价值
从“宗派”、“祖师”和“寺院”三个方面确定“祖庭”概念，我们认为，中国汉传佛教“祖庭”，从广义上讲，是指与被奉为八个宗派所有祖师（包括“正祖”和“支祖”）有关的重要寺院；从狭义上讲，是指与被奉为八个宗派“正祖”祖师有关的重要寺院。作为“祖庭”的寺院首先必然与祖师在内的僧团联系，同时也与僧团的护法居士联系，因此，“祖庭文化”本质上是寺院文化、僧团文化和居士文化三位一体的佛教宗派文化。
关于“祖庭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我们从中国人对世界佛教文化的贡献方面来概括三点。
第一，祖庭文化是接受、保存外来佛教文化的最大宝藏。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汉传佛教中保存的佛教资料数量最多，历史最悠久。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汉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期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在汉传佛教的宗派祖师中，从事经典翻译的人很多，被奉为三论宗中土初祖的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在从古到今最流行的经典中占比例最高；被奉为唯识宗初祖的玄奘，所译经典占到千年译经总量的六分之一左右。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考察，祖庭文化是接受、保存外来佛教文化的最大宝藏。这是中国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对世界佛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二，祖庭文化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结晶。
八个宗派主要祖师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佛学的主体内容。各宗派都创立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教理体系，其内容既有承袭印度佛教的成分，更有融合中印民族宗教文化后的创新内容。这些宗派祖师的著作、思想、学说一直影响着宋代以后的佛教界，并且在古代传播到东北亚和东南亚，在近现代传播到欧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说，没有中国汉传佛教宗派祖师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探索，就没有“祖庭文化”，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
第三，“祖庭文化”蕴含着佛教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文化遗产。
祖庭和一般寺院有着共同的功能，既是出家众的生活场所、修行场所，也是他们与包括居士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联系的场所。被后世奉为各宗派祖庭的一些寺院，往往规模较大、兴盛期较长、影响信众较多，甚至具有全国影响力或者国际声誉。主持这些寺院的历代祖师在建造寺院、治理僧团、吸引信众、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这是“祖庭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在隋唐时期，有些宗派祖师不仅作出重大理论贡献，而且有能力与统治阶级建立良好关系，在官方的支持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宗派善世利人的社会功能。从这些方面考察可以发现，“祖庭文化”中蕴含着保证佛教健康发展，引导佛教发挥积极社会作用的优良传统，值得研究、倡导和弘扬。
“祖庭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本身就彰显了其重要的现实价值。今天研究和弘扬汉传佛教“祖庭文化”，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这也是我们弘扬汉传佛教“祖庭文化”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