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书现存资料来看，东汉初期徐州及下邳地区佛教曾经相当盛行。据传古邳镇的羊山寺最早建于东汉。以楚王刘英、地方官吏笮融等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以严佛调为代表的学问僧传承了佛教的义理与实践，而广大的下层劳苦大众则构成了佛教的群众信仰基础，他们共同谱写了徐州下邳地区东汉佛教历史长卷。
一、徐州下邳：古代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康熙年间进士季运隆所作下邳八景：“沂武交流泗水通，岠峰独秀耸长空。圯桥三进泥中履，羊寺遥闻夜后钟。地见虹霓千丈翠，渔艇晚照一江红。陵台夜月依然在，惟有官湖景不同。”其中“沂武交流泗水通”，说明下邳是水、旱交通极发达的城市。“羊寺遥闻夜钟”，道出羊山寺的佛教悠久、闻名遐迩。
下邳地处徐州之东、睢宁县北，古谓下邳、邳州等，乃形胜之地。据《左转·定公元年》载，近五千年前的夏朝之时，黄帝后裔奚仲及东夷大国“徐”等建都于此；商、周时代皆为诸侯国都；秦一统天下，曾先后为州、郡、县治所。西汉之时(前202年)，改下邳为东海郡，下辖38县；东汉光武帝刘彻(前117年)复改东海郡为临淮郡；东汉明帝(72年)封其子刘衍为下邳王，领17城，都设下邳。另据《邳州志》载，当时全国总人口3412万，下邳辖区即有60余万众，可见已属全国中心城市之一。
《魏书·释老志》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经》”。至东汉明帝时(58——76年)，佛教已传入中原各地，当时的京都洛阳与淮河流域的广陵、下邳、彭城成为佛教传播中心。正是因为在徐州及下邳地区佛教相当流行，才有笮融大规模招徕和组织民众奉佛之举。
二、楚王刘英：史上传佛贵族第一人
《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也许和佛教之所以传入中国与皇帝的迎请因缘有关，佛教在东汉的传播，主要以皇室成员及贵族、官员为核心逐渐展开，以江淮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以祠祀、斋戒等形式为主要活动。佛陀被视为神明之一，往往与老子并祀。
刘英，是汉明帝（58-75年在位）的异母弟，在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第二年到达封国楚（都彭城，统辖今江苏徐州市、铜山县、沛县等地），在明帝即位后多次回到京城洛阳朝见皇帝。当时社会上盛行“黄老”（黄帝、老子）、神仙方术，人们把刚传入的佛教也看作是一种方术，将佛当作神仙，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他将佛像与黄老造像一起祭祀，身边既有出家僧人也有男女居士。
永平八年（65）明帝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缣赎罪，刘英派人到国相（中央派驻封国主持政务者）献黄缣白纨赎罪。明帝得知，立即下诏：“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按：男居士）、桑门（按：沙门）之盛馔。”是说刘英既信奉黄老，读诵黄老之言，又祭祀佛陀，并且按照佛教的规定定期持戒吃素，对于他派人上缴黄缣白纨赎罪的做法表示谅解，说他无罪，勿须心怀不安，并退回缣纨让他作供养居士、僧人之用。
在楚王刘英之前，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但由于最初的信徒多为异域胡商，所以得不到正统的重视。虽然汉明帝派大臣到西方取经，用白马载来《四十二章经》，并建了中国最早的寺院——白马寺，此事始见于汉传本《四十二章经》中。而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后被范晔收进了正史《后汉书》，从史籍价值上，确定了刘英中国史上传佛贵族第一人的地位。正因为楚王刘英的特殊地位，其事佛活动，使得佛教得以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三、下邳相笮融：建寺弘法兴佛第一人
笮融是东汉时期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市）人，他聚集数百丁壮投奔任徐州刺史（治下邳国下邳城）的同郡人陶谦，徐州牧陶谦任命他担任广陵郡、下邳国、彭城郡三地的赋税运输之职，后又为下邳国相。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笮融可谓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在下邳国所建的浮屠寺、九镜塔在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笮融花巨资在下邳国修造浮屠寺。浮屠寺建在下邳国都城南，寺中有塔，上有金盘，下有重楼，塔为九层八角，每层皆有飞檐，每面镶有铜境，塔顶亦有一面铜镜朝天，称为“九镜塔”。据说，堂阁周围可容纳3000多人在其内课读佛经，佛像外涂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每到浴佛会时，在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来参观、拜佛的百姓达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当时铺排之奢华、场面之宏广、气势之雄伟为世所难见。笮融在下邳所做的各项佛事无意中成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彪炳性的功业。他所兴建的佛祠、佛塔以“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结构，成为我国早期佛塔的基本塔型，并且这一佛寺布局的形式基本上延续至唐初。祠内所塑之黄金塑身的佛像也是我国文献上有关佛像铸造的最早记载。并且笮融在境内接受佛教之人，免除佛教信徒的徭役赋税，也成为以后历代官方支持佛教的举措之一。同时，笮融的这些活动使徐州、下邳在此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始终是我国佛教文化圣地和重镇之一。
四、 下邳僧人严佛调：汉人最早译经者
据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玄传》、慧皎《高僧传》卷一《支楼迦谶传》记载，有安息国居士安玄，“博诵群经，多所通习”，于汉灵帝末年经商至洛阳，因功得称“骑都尉”，逐渐学会汉语，有意翻译佛经，经常与学僧讲论教理。他与来自下邳的沙门严佛调合作译出《法镜经》。他先将经口译，然后由严佛调笔受成文，“理得音正，尽经微旨”，受到人们称赞。
严佛调，是临淮人，“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经典，见重于时”。据此，他应在少年时即出家修道。出家的地方当在临淮，即下邳。然后西至洛阳与外来的译经僧、居士交往，合作译经。据《开元释教录》卷一，严佛调还译出《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古维摩诘经》、《思意经》、《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并“发愤忘食，因闲历思”，撰著《沙弥十慧章句》及序。他的译经与安世高、安玄的译经，被世人称道，谓“三人传译，号为难继”。东晋道安称赞严佛调译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
总之，在东汉末年徐州的郡县范围内，佛教已经相当流行，既出了如严佛调那样的能参与翻译佛经的出家僧，也有像笮融那样的使用职权大肆集聚民众奉佛祠的军政长官，还有对佛教比较熟悉乃至有信仰的民众。结语，下邳一带在东汉是属于中国佛教初传地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佛教“最初的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