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佛教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传播得很缓慢，最初佛教仅被当作黄老之术的一种，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直至东汉明帝时，佛教才开始在民间进一步传开，而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逐渐兴起，大小乘佛教的发展遍及中国，流传出来的佛教史料也逐渐丰富起来。
东汉中晚期，佛教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大小寺庙遍及郡县。从东汉到两晋时稷山的佛教情况，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笔者不敢妄加臆断，而据详实的文史资料，最早见诸记载的是在南北朝时，稷山境内就建有寺院，县内贵族缙绅信奉佛教的不胜枚举。据万历版《稷山县志》记载：北魏至北周时，高粱（稷山古称）境内成规模的寺院，主要坐落于当时的县城中心及周边，繁盛之时，僧侣达二百余人。
南北朝时烽烟四起、民不聊生，虽然寺庙在兵燹中常有毁坏，但佛教并未因此而衰败。相反由于战争带来的灾难，佛教的发展越加繁荣。但是到了北周时，朝廷推动了大规模的禁佛、灭佛行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所有八州内4万多所寺庙尽改为宅第，并强迫相当于北周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三百万僧徒还俗为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进入北周末年至隋唐时期，是该县佛教文化发展的繁盛阶段，据《嘉庆版县志》记载，该县在隋唐时，创建的寺庙达二十几座，最早是隋开皇十二年建在现今小宁村的兴化寺，该寺以壁画最为出名，后毁于战乱，壁画被盗。另外还有唐贞观二年建的润国寺、上元间建的大明寺、圣历间建的广教寺、开元四年创建的崇化寺、永昌间建的寿圣寺、咸亨五年在丈八村建的兴化寺等，这些都是当时佛教在该县繁荣发展的有力佐证。其中受皇帝敕书创建的寺庙有青龙寺，该寺创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是当时工部尚书王政受敕创建的。
宋金元时，稷山佛教文化的发展依然繁盛，现存的大佛寺就是金代皇统二年建的，还有宋代建的佛峪寺、元皇庆二年建的坦然寺、元代重建的法王庙等。元代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敕封的有道高僧就有三位。《稷山县志》记载的高僧，宋金元三个朝代最多，这最能彰显佛教在该县的兴盛程度。
金元朝该县境内高僧大德频出，金朝有创建大佛寺的守志大师、修建广教寺塔的行进法师，而这座广教寺塔（当地人称稷山塔），数百年一直是稷山的标志性建筑，在当地百姓心里有着牢固的地位，在1965年因为塔身裂缝被拆除后，直到现在，人们茶余饭后时常谈起这座塔。
而元朝的淳德大师，在稷山县城北修建了洞神宫，因为他德高心善，精通经法，元朝皇帝赐其号淳德大师。最有名的是广裕法师，元世祖忽必烈在宫内举行资戒大会，专邀他讲经说法，并赐予其锦斓袈裟。他坐化后，元朝四大家之首的赵孟頫为其撰写碑文。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受皇帝敕令创建的大善寺，这座寺庙曾经声名远播，寺内有一棵古柏大七围，荫可达亩许，是元明清时期著名的稷山十景之一“大善古柏”的所在地。明嘉靖年间的河东三凤之一梁纲曾写有《存柏记》，《弟子规》作者李毓秀曾游览于此，并写有《大善古柏》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