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宋代已进入佛教发展的衰落期，此时对佛典的翻译和阐释基本结束，在佛教理论上已无实质性建树，佛教僧团不如六朝、隋唐兴盛，也没有能与慧远、玄奘、慧能比肩的高僧。然而，北宋文人曾纡的笔记《南游说旧》中记载的一则王安石轶事可有助于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献奢佛寺的合法性
笔记中说，王安石打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师从王安石，深受其赏识。王夫人吴氏因疼爱此女，就购置了昂贵的“天下乐晕锦”（即宋朝流行的灯笼纹锦）制成床帐来作为女儿的陪嫁。可是婚礼尚未举行，好事者已将其奢侈程度远播，小报告很快就传到宋神宗的耳朵。神宗于是问王安石：“爱卿作为一代大儒，怎能用如此贵重的锦帐嫁女儿？”王安石方才恍然大悟：自己被夫人“摆了一道”，于是赶紧将锦帐献给汴京名刹开宝寺，用作福胜阁佛帐的艺术装饰，并于第二天向皇帝谢罪。
汴京第一高塔：开宝寺塔
王安石是一代名相，清廉自持，对于居所、服饰、饮食从不讲究。神宗作为有为君主，也崇尚节俭。但是，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其华丽，即使在这样一对君臣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这种现象，不信佛的北宋大文人曾巩感到不可理解，鉴于佛寺装饰的奢侈之风，他在《鹅湖院佛殿记》中说：“资其宫之侈，非国则人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由此折射出佛教在北宋的发展状况。
王安石常读佛经，其家乡江西临川是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对其影响较大。据宋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之所以肯出任宰相是因为受到云门宗高僧雪峰义存的一句话——“这老子常为众生作什么”的激发，“常为众生作什么”正是菩萨行的精神，显示了新禅宗的魅力。
1:40的僧尼人数占比
王安石的佛缘实与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与文人化密不可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包括民间信仰与文人佛学，前者主体是民众，其信仰主要体现佛教中超自然的内容；后者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学理性的内容。
木雕彩绘自在观音坐像 宋代 高70厘米
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较多，他们承担着佛经翻译与传播的重任。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有识之士纷纷加入文人阵营。宋代文人普遍喜读佛典，有的热情甚至超过僧人，这导致佛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方兴未艾。宋代文人对佛学的理解也显得与以往不同，能将佛禅之理转化为与生活相关的人生智慧，发展出独特的心性学说，促成了佛教的儒学化，并使文人佛学成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内容。
实际上，随着儒释道的合流以及佛教在安定人心上具有的重要作用，宋朝统治者对佛教多给予大力支持。宋代僧尼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唐代的1:322，其中以真宗与徽宗时期为最高，约为1:40。南宋时期，佛教依然兴盛，因此，不信三世轮回之说的朱熹无奈地说：“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势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故而，王安石将女儿的嫁妆献给寺院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的自然之举。
北宋华严洞佛造像
佛教艺术昌盛的供奉学
皇帝与宰相同意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华丽，在当时也是有社会基础的。佛教虽然在本质上对物质生活不看重，而且有些宗派完全不提倡物质享受，但随着佛教的发展以及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来信奉，对佛国以及佛教实物进行美化也是需要的。
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的香几
甚至还有理论基础。如《阿弥陀经》里叙述的“极乐国土”在物质上就极为华美而丰富。其中，地是“黄金布地”，房子是“七宝楼阁”，并有“七重栏循、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另有七宝池，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等宝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饰之。”因此，信徒便将佛典中以比喻手法表达出来的净土世界具体化、形象化，并用世俗的黄金珠宝来塑造，不遗余力地表现其庄严与华美，以虔敬之心试图在人间营造出理想国。
南宋佚名《罗汉图之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中的靠背椅、足承
实际上，在各大宗教的世界里，信徒们的确多是把人间最美好的实物供奉给了宗教场所，如此才形成了宗教艺术的昌盛发达。譬如，以宗教建筑中的佛教家具为例，北宋《水月观音像》（轴）中的须弥座、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的香几、南宋佚名《罗汉图之二》中的靠背椅、足承均可视为精美绝伦、工艺复杂的宋代家具代表。就实物而言，1966年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的北宋描金堆漆舍利涵，四壁开光绘佛教故事，周围布满描金堆漆的朱色牡丹纹，做工精湛，美轮美奂。
北宋《水月观音像》（轴）中的须弥座
北宋描金堆漆舍利函（1966年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浙江省博物馆藏）高41.2厘米，底宽24.5厘米。四壁开光绘佛教故事，周围布满描金堆漆的牡丹纹。
作为修行者，本应抛弃物质享受，但为了体现宗教的“庄严具足”，又须表现佛像庄严、法器贵重、斋局盛大。目前，各地佛寺中，殿堂的金碧辉煌成为人们印象中寺院的特征，千佛殿、万佛楼成为各地效仿的标志。对于此类现象，其实早在宋神宗年间，当时的状元黄裳已在《含清院佛殿记》中感慨地说：“佛之性，其体也圆，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宫殿楼阁户牗阶砌，严丽广博。宝华妆校，翠影妙香不可穷，既然，而佛之荣华侈靡岂资于物哉！”那时，黄氏的醒世之言如同石沉大海，而跨越千年的今天，此问题又何去何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