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南亚是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多元宗教的云南省，同样面对着多元宗教的东南亚、南亚，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宗教和文化事实上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古代乃至近现代，构成文化基本要素的语言、文字、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无一不渗透着宗教的影响。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周边国家山水相连、民族同源、文化同宗，具有共同的佛教信仰基础，这种天然的“黄金纽带”联系使得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宗教人员与商人的驮队一起，很早就踏出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历史上的“国际大通道”。这些通道不但沟通了云南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乃至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而且也促进了云南与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
早在唐宋时期，以今天云南大理为中心的地区就信奉佛教。一般认为，南诏佛教为大乘部派，主要来自中原汉地、西藏和印度。保存至今的剑川石窟第五窟的“愁面观音”被当地人称为“婆罗门僧人”，第三窟的弥勒佛被称为“高棉佛”，还有“细腰观音”、“象首人身佛”等，其造型风格都有异于中原地区的任何一种普通佛像，而是较接近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特点。南诏以后，中南半岛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又逐渐传入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说明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交往的历史悠久，一千多年来未曾中断。
相传南诏时期，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和王子舒难陀，由南诏王异牟寻陪同到大理崇圣寺祈拜敬香。大理国时期，暹罗（今泰国）国王耶多曾两次到崇圣寺迎佛牙，大理国王段思廉以玉佛相赠。崇圣寺因而在古代便成为东南亚、南亚崇尚的佛都，2006年恢复重建后的崇圣寺则成为当今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文化交流中心，是云南与国内外佛教界友好往来的桥梁。
南诏、大理国时期，还有多位梵僧来滇传法，其中记载较多的是神僧赞陀崛多，“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来，为蒙氏崇信。”南诏王说赞陀崛多“瑜珈教主，其师得达多先入僰国”。赞陀崛多在大理地区影响甚大，《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中便有他的画像。
另一位著名印度僧侣是元代来华的高僧指空，本名提纳薄陀，他于1288年进入中国，在中国30多年，1295年由川入滇，在昆明、大理、金齿等地演法，自1315年至1320年主持扩建武定狮子山正续寺，扩建后定名为“正续禅寺”，弘传禅法。1326年，指空受元朝政府委派，前往高丽金刚山进香，并在庆源乾洞禅寺弘法，对中国禅宗以及高丽曹溪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云南与老挝有着860公里的边界，老挝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因山水相连，云南与老挝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有着密切而悠久的历史，佛像、佛经也成为两国政府之间互相馈赠的物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载：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宗八十寿辰，“南掌国王召温猛遣头目等庆万寿，进驯象二，与年贡驯象二并进。特赐国王玉佛、如意、御书扇。”光绪《云南通志》卷二零六也载：乾隆六十年（1795年），“南掌国王遣陪臣叭猛先、叭整烘等十六人恭进《长生经》一卷、象牙四十、夷锦十、阿魏二十斤。《会典事例》：……八月初三，于万树园特赐缅甸国王、南掌国王玉佛、如意各一，玉朝珠各一盘，金字佛经各一部。”云南与老挝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平等、友好、双向。
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上，因为佛教信仰，至今留存了诸多佛教圣地和佛教节庆法会，如云南大理的鸡足山、缅甸仰光的瑞德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塔、柬埔寨的吴哥、老挝万象的塔銮寺等，均为世界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云南傣族的泼水节、泰国的宋干节、老挝的出腊节等盛大的佛教节日，为人类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云南大理的鸡足山不仅是禅宗祖庭迦叶尊者的道场，也是汉传、藏传佛教交汇地、东南亚著名佛教圣地。20世纪初，虚云禅师云游到鸡足山，为给鸡足山佛教筹集善款，也为将佛法的真谛传播给南洋信众，他几次下南洋弘宗演教、广开法宴，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
近年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经贸关系发展较快，但文化交流相对滞后。在经历隔膜之后，相互都迫切需要重新了解和认识对方。而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在当前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可以利用云南丰富的佛教资源和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深厚渊源关系，搭建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例如，我国佛牙、佛指舍利巡礼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对于密切我国同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具有独特的作用。充分发挥佛教的国际交往功能，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正当的佛教文化交流，有利于规范边境地区的跨国宗教交流、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和南方丝绸之路建设创造有利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