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关于日中佛教交流”这一主题，中日两国参加本次会议的8位代表做了基调发言和演讲，中国佛教代表团4位代表发言分别是：湛如《唐代长安西明寺与日本佛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錩《谈汉文佛教文献数字化总库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文良《中日近代的<大乘起信论>研究与中国的近代佛学》、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琪《赵朴初与当代中日佛教友好交流》。
湛如在题为《唐代长安西明寺与日本佛教》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唐代长安城是中国佛教的中心，而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化佛教体系形成，辐射至日本、韩国，最终形成了大乘佛教为主体的文化圈。
以下为湛如演讲内容摘编：
西明寺始建于唐高宗显庆年间，五代后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寺院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西南隅，在今西安市白庙村一带，是唐代最大的寺院之一，有房舍四千多间，日常还承担着皇室的礼仪祷告活动，僧人众多。西明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众多，首先它是唐代国家供奉的几座寺院之一，保存有唐代御造经藏；其次它是国家译场，玄奘、义净、不空等曾在此翻译众多经典；再次是道宣、怀素、圆测、善无畏等都曾在此驻锡，与南山律宗、东塔宗、法相宗西明系、密宗渊源深厚；最后是众多留学僧在此求法，将西明寺学风流传世界。
中日学者的研究，使西明寺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明寺与中日佛教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法水东流：求法僧在西明寺的活动
在唐代，西明寺作为国家译场，高僧汇集，曾经在西明寺弘教、受戒、修习过佛法的中外僧人为数众多，寺僧如昙旷等甚至影响敦煌。正因其强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国外留学僧驻足学习。日本僧人永忠、空海、圆载、圆珍、道慈等都曾在西明寺住留。这些留学僧人，在中国首先学习的是佛法，同时学习中国各种文化。
这些带回日本的文化中，最出名的是道慈以“西明寺”为模具，参与“大安寺”的设计建造一事。这些来中国学习的留学僧主要以学习佛法为主，同时也将中国的书法、音乐、茶艺、建筑布局等带回日本，使中日之间的佛法体系一脉相承。
源远流长：西明寺文化体系对日本学僧的影响
西明寺除名僧聚集外，也以丰厚的典藏而闻名：“显庆年际西明寺成，御造藏经”，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西明寺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众多僧人著作频出，根据藏中诗侬芙的统计：“长安西明寺学僧们的著作，如参与西明寺创建的玄奘翻译的76部1347卷经典、西明寺上座道宣的35部188卷著作、西明寺道世的12部156卷著作等。”
这些统计表明西明寺的学风经历了阶段性变化：最初是玄奘一系的翻译系；接着是道宣、道世的编撰系，最后是未被统计的善无畏密宗系。这三系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举足轻重。西明编撰文化对民间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在《寺院文化空间与小说创作》文中提到，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记载的故事，出现在敦煌写卷S.4037与P.2094中，并有所发展，形成回鹘文。这说明西明寺的文化体系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而不是单纯的从西域吸收后往东传播。
上述材料中，西明寺三个时期不同的学风，不仅对中国本身的佛教文化发生重大作用，同时对日本来华的留学僧也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当留学僧回国后，这些影响也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
硕果累累：留学僧对日本的贡献
唐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发展的时期，形成了法相宗、华严宗、密教、禅宗、净土教等各个宗派。
西明寺和其中的一些宗派有着极深的渊源，众多留学僧在西明寺学习，受到这些宗派影响，回国后著书立说，开宗立派，推动日本佛教新一轮的发展。除佛教典籍外，这些留学僧回国后对日本文化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圆珍将入唐期间与各地士子、名僧、诗人的著作集成《行历抄》流传于世，为日本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保存很多重要的文学文献，还有一些中国《全唐诗》未收的诗歌。
西明寺不仅在唐代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它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约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前后吸引了空海、圆珍、道慈等日本留学僧前来求法。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西明寺形成的不同学风对日本佛教产生了巨大作用，甚至为真言宗的建立提供基础。留学僧在带回佛教典籍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其他文化带入日本，进一步推动日本佛教发展。
西明寺的文化系统不仅对东方的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西部的敦煌也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昙旷、乘恩都是西明寺系的大德，在敦煌讲学弘教。因此，西明寺不仅对唐代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影响，也对促进东亚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