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鲁迅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滋养，他的人格力量与创作成就跟佛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鲁迅生于1881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时已37岁，在此之前，主要是为日后的创作打坚实的基础，其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正是坚实基础中的重要基石。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
“民三”是1914年，我们看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他购买了《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超信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
他不仅自己看佛书，还不断地往家里寄，如4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6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7月寄《起信论》等七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
1915年7月，鲁迅逐句校对高丽本《百喻经》，《百喻经》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
1915年鲁迅为母祝寿，特地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汇款洋60元。印成后沿有余资6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以后他曾将《百喻经》用来送人，如1916年5月记“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可见佛教书籍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鲁迅在继续购买《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书外，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贴，这一年他以13个晚上抄录《法显传》共12900余字，并记入日记。
《法显传》是记述东晋高僧法显等赴印度寻求经律的事迹，法显为求取真经，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在几十年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鲁迅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始于1914年，不仅此前他的“书账”中就已记载购过佛教书籍，而且他年幼时寄名佛寺，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师父赠以银八卦一件，上镌“三宝第子法号长庚”。
毫无疑问，鲁迅现在也已被认作是“中国的脊梁”了，但至今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却很少提到他与佛教的关系和佛学给他的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