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鲁迅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滋养,他的人格力量与创作成就跟佛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鲁迅生于1881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时已37岁,在此之前,主要是为日后的创作打坚实的基础,其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正是坚实基础中的重要基石。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
“民三”是1914年,我们看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他购买了《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超信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
他不仅自己看佛书,还不断地往家里寄,如4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6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7月寄《起信论》等七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
1915年7月,鲁迅逐句校对高丽本《百喻经》,《百喻经》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
1915年鲁迅为母祝寿,特地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汇款洋60元。印成后沿有余资6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以后他曾将《百喻经》用来送人,如1916年5月记“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可见佛教书籍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鲁迅在继续购买《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书外,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贴,这一年他以13个晚上抄录《法显传》共12900余字,并记入日记。
《法显传》是记述东晋高僧法显等赴印度寻求经律的事迹,法显为求取真经,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在几十年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鲁迅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始于1914年,不仅此前他的“书账”中就已记载购过佛教书籍,而且他年幼时寄名佛寺,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师父赠以银八卦一件,上镌“三宝第子法号长庚”。
毫无疑问,鲁迅现在也已被认作是“中国的脊梁”了,但至今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却很少提到他与佛教的关系和佛学给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