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常被当成纯文学而研读着。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这部经所叙述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白话文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意境、新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诘》、《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
为使佛化普及而盛行于古代的梵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这是把佛经内容演变为方便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变文，都是文词酣畅、想象力丰富的大众化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渊源。此外经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文体，径相为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此外音韵学，如同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总之，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表现丰富多彩。
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造像的艺术很快地风行于中国各地。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都是西元二世纪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西元四世纪到六世纪时，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等，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至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动工的，沿续了数世纪之久。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有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式，主要采用中国原有的楼阁形式而建筑。研究中国建筑艺术，寺塔是主要部分。至于佛教造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铁的铸像，有泥塑像、夹纻像、砖像、瓷像、绣像、画像。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进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有变文一样，佛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演绘《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动的伟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得壁画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也使得唐代佛寺壁画兴盛，登峰造极。当时名画家辈出，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于当时绘画艺术影响深远。国画也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发展为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这和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大藏经上面的佛画，房山石经中有唐代的石刻线条佛画，宋元以来的观音画、罗汉画以及水陆画等，在当时都是很流行的。
伴随佛教而来的也有天文、音乐、医药等的传习。古代天文学者一行，西元八世纪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来华弘传密教的善无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学方面着有《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等，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也有医方明之学。若谈到音乐，西元二世纪时，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西元七世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曾赠送中国佛曲十种，并派来乐工三十二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佛教徒从事公益事业是广泛多样的，如行医施药、造桥修路、掘义井、设义学、植树造林等等，这在古代记载中屡见不鲜。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处，多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为大自然平添了无限春色。
这些事实说明了佛教已在中国发扬光大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古圣先贤在佛教事业上、在文化事业上、人类友好上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不仅翻译了几千卷的经论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共同遗产，而且相互交流各民族智慧的华果，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宝藏。现今，佛教先辈们辛勤努力做出的历史功迹，已显发了它的光辉，并且继续发挥新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