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达到高水准，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３１２—３８５)，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的著作《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兴起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本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中国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佛教面目焕然一新。西元３０１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西元５１６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乐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扬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发展方向，是用中国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
三、社会化：中国大乘佛教，继承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６３８—７１３)时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７２０—８１４)，又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则，将佛教融入社会，实现释迦牟尼佛的“成熟有情，庄严净土”的理想，大乘佛法进而发展为“人间佛教”。自西元九世纪后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兴办社会福利、从事民族团结、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使唐、番立碑结盟，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相交的新历史。明代僧人道衍(１３３５—１４１９)，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撰，汇总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此时大乘佛教的发展，已将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二者无法分割。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优点，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主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朝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得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朝向艺术化发展，使得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朝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已获得很大的回响。释迦牟尼佛“成熟友情，庄严净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实现。在人类所创造的各个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其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及精美的文化遗产等等，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在长期进行的“成熟友情，庄严净土”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