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的作品《山羊兹拉特》
“斯宾诺莎、动物、爱上帝与创造物、依靠上帝，从容应对、写作前，扪心自问是否会激起仇恨、祈祷……”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Lsaac Bashevis Singer）在晚年，曾采掇了生命里支撑自己心灵的这些脊柱。人们会惊奇，何以“动物”会置身其间？这怕是辛格的研究者也易于忽略的。不仅如此，这些条目的内核几乎皆与“爱”相关，它们始终如一地贯彻在作家的整个生涯中。而这也使其厕身于一道涓涓细流：普鲁塔克、托尔斯泰、雪莱、萧伯纳……
本文主人公是辛格，为了增益对其的表达，我们不妨参照一点卡夫卡。辛格认为卡夫卡是天纵英才，可假若他知道其采行素食，无疑会更感亲切吧。“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当卡夫卡面对水族馆的鱼说出此言的一刻，马克斯·布罗德说，那正是其成为严格的素食者之时。《卡夫卡传》是如此洞察有力。其间不仅有卡夫卡对《圣经》是主张素食的宣告，他还说，摩西带领犹太人穿越沙漠，使他们四十年后成为素食者。而支撑这言行的脊柱该何等坚硬啊。他之“不可摧毁的东西”在本书间一再闪光——稍晚它同样被哈罗德·布鲁姆所强调——正是在献身于此的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里最近似托尔斯泰的人，布罗德如是评论。
然而，托尔斯泰早年不仅生活放荡且猎杀动物。他之茹素是受到威廉·弗雷（William Frey）的影响。若用汤姆·雷根的比喻，说他是一位“大马士革人”，意谓他是经由保罗般的顿悟而茹素，那我们便可将卡夫卡与辛格称为“达·芬奇党”人。对于他们，没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看到动物流血，自然会感同身受。他们无需逻辑推理或接受教育便具备动物意识，大概用叔本华的话很贴切，天才与美德一样几乎是教不来的。而辛格更是典型的“达·芬奇党人”，如达·芬奇一样，最不忍看笼中之鸟。
当辛格幼年时，就对体现生存坚不可摧的意志与维系世界之缤纷的各种生命感知甚深，甚至自家阳台上的各色昆虫，他都不会去惊扰。这温情的场景人们后来在《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的赫尔曼身上得以重温。如此轻捷的他就置身于一个隐秘的维度，知道肉食意味着什么。如《庄园》与《产业》里的爱兹列尔，看见安息日饭菜，首先想到的便是动物是否会有痛苦。需知对于辛格，动物与人的苦难一样值得悲悯，市场上被宰杀的千百家禽与俄国、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同样恐怖惊心。如果他谈到受苦，那几乎总包含了人与动物。而在任何人们感到难挨的时刻，他也会想到动物。即便是仲冬寒夜，“这么冷，动物在做什么呢”，亦常现其作品。“我身处一个残酷的世界……我不仅怨恨人类，也怨恨上帝。是上帝让动物彼此相食。是他让人如此嗜血，动物般总准备施暴。我儿时的观点与现在一样：世界是个大屠宰场，一个无边的地狱。”在《追寻上帝的小男孩》里他如是追忆。可见，其对上帝的怀疑久已发生，若非身为犹太教拉比的父亲斥责他无视耶和华之训导，幼时他便想素食了。
于是，如约伯与上帝之辩，辛格关于动物的话题便常现于和上帝的争辩里。它们一直绵延至最后的《童爱》，当贝蒂讥嘲艾伦·格雷丁格为摆脱嘲弄人道的世界而立誓素食，说人应按上帝所造世界的现存方式行事时，他答，“吃素的人只是在表示某种抗议”，即便一滴水难以向大海抗议。如《那里是有点什么》里的拉比，不仅说上帝是天国的刽子手，还认为动物与人有着同一种精神，而这也是《传道书》承认的。《渎神者》里的查兹凯尔则更极端，当家里的马死后，他竟在经柜里放了死耗子与马粪：“这么折磨无辜老马的上帝就是凶手。”查兹凯尔对上帝恨意无边，至死无悔。对此，辛格不同，但其就《圣经》的矛盾而让拉比们苦恼异常的质疑却也困扰着他。此间，或正引出了一个动物何以会受难的源流。
无可否认，至少在西方，政治与教会长久的亲密无间曾使犹太基督教传统深刻影响了人对动物的态度——鉴于辛格的背景及这一传统之源在《旧约》，故此间的《圣经》即《希伯来圣经》——如尤瑟纳尔所言，造成人类残忍对待动物的重大原因之一乃亚当堕落前耶和华对其所说。由此人便成为动物的主人。一直以来，犹太基督教徒也的确在此获取屠杀动物的权利。人类盛大的节日对动物却是忌日。为纪念逾越节，上帝竟欢喜人用动物之血献祭？对此辛格实难接受。于是，很早他便为《摩西十诫》增加了一诫：“莫要杀害剥削动物，莫要食其肉，也莫损其藏身之所……”他的一些作品诸如《山羊兹拉特》、《思亲小母牛》每每寓指着善待动物所带来的好运，一种《以赛亚书》里的祥和充盈其间。而可观之极的则是对人们深以为然的《圣经》之言，竟传达出屠杀动物之意，这无疑是通向堕落之本因。
譬如《血》里的瑞莎，她之成为屠夫，像《姊妹记》里幼年就杀死过鸭子的依塔，原因竟是屠宰动物的场面能激起她的情欲。直至为了魔鬼的快感残害犹太同胞，最终她成了一个狼人。类似情形还出现在《救济院里的一夜》等诸多篇章，其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以一场屠杀动物的狂欢为结局的《撒旦在戈雷》（Satan in Goray）了。这部述说一六四八年赫梅利尼茨基对犹太人屠杀后，人们如何让社区沦为地狱的书，其间人们堕落的主要重力便是屠杀动物。在文学史上，大概还从无如此梦魇般且一再出现的屠宰场面。其中承载恶果的同样是一位女性，这便是梦幻般自幼丧母的雷奇尔。这位不得不在做祭祀屠宰师的叔父家里寄养的姑娘，从开始其命运就已注定。唯因每天揪心面对的血腥场面，让生活在她本已脆弱的心灵折射下幻化为噩梦。而在精神遭受重创后，与哥达利亚的相遇更让她魔鬼附身。这位屠夫是戈雷化作地狱的核心人物，小说对其屠宰动物的描写尤让人惊心。当其将刀砍入牛头的刹那，被浓浓血色染红了的戈雷，恍然间，仿佛幻化为世界的背景，成为人类相残的舞台。
屠杀总是双重的，对于辛格，从杀生到杀人或从奴隶到暴君总是紧密为邻，而非仅如《莫斯卡特一家》（The Family Moskat）里的人们，屠杀动物只带来生活的厄运。《撒旦在戈雷》写在辛格逃离波兰前，在此他徘徊于两次屠杀之间，怅惘地追忆了犹太人另一难挨的时刻。有关素食及与上帝之辩随之在另一个黑暗的核心臻至峰巅。
“从前我也不把昆虫老鼠看作生命，可自从别人把我当成甲虫那样折磨，我也就接受了常人不愿接受的想法。”大屠杀后，《童爱》里的海穆尔如是慨叹。人们应觉他之所言太温和了，因纳粹杀人比屠宰动物更野蛮。但作为辛格的投影，那从旧时绵延至今的家禽长喊：“我做错了什么要遭此罪？”却让格雷丁格对比一六四八年更野蛮的屠杀洞若观火。于是《冤家》流溢出对上帝更复杂的情感便在所难免了。与格雷丁格一样，耽于行乐的赫尔曼从无忘却沉思道德，而在浩劫里几乎失却全部亲人的他对动物也更敏感。哪怕想象里听到家禽鸣叫也会惊觉：“在这可爱的夏天早晨，家禽在被宰杀，处处是特雷布林卡。”望见雪地上的死鸽子，也会为其祈祷并诅咒：“上帝啊，你这虐待狂，你要沉默多久。”而动物园则尤为触痛他的神经。他觉得，在对待动物方面人人都是纳粹，人对动物的歧视正可被视为种族主义的例证。因为动物对家园的热望，每每让其念及集中营里的同胞。堪比埃利·威塞尔在屠犹剧作《审判》里对上帝的激愤，小说对上帝抗议的强音在玛莎对赫尔曼素食理想的不屑里迸发：“上帝自己也吃肉，人肉。”在其看来，纳粹的行为正为上帝所赞赏。如《童爱》里的贝蒂，她深信达尔文原则即为上帝给自然制定。强权即公理？！赫尔曼对此充满不安。
辛格说过，赫尔曼正可视作他本人。的确，如赫尔曼的惶惶不可终日，认为纳粹即刻会来到纽约，辛格晚年的心弦也绷得很紧。不仅如此，与萧伯纳的写作从未言及素食不同，他那缀满动物与人之惨境的作品总流溢出两者的彼此依傍、互为因果。大家总以为，人们之间尚未全尽人道，遑论眷顾动物。然而，这不是我们先给人多少方能再给动物多少的问题，这或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杈，必以同一天空为指归。若不能同时给予两者以人道，那根本就不曾有人道。这正是托尔斯泰将素食称为“向上的第一步”的原因。在辛格笔下，有如许倾向素食的人，就像范菲尔德·卡瓦，本是谈依地语文学，最终却畅谈起马来，仿佛借此远观，方可见丰饶开放的世界。当然，这也是其在整理人世行装时写下“爱上帝与创造物”的原因。
可一个抵触上帝又穿越毁灭的人于上帝之仁慈如何信且爱呢？仿佛生命是一场重返伊甸园之旅，在此辛格展示了一生的心迹。如爱兹列尔，在经验了犹太启蒙运动、历史的暴力、世俗知识的追索，又重归上帝之怀。“人这么简单的头脑怎能理解上帝呢？”辛格有时怅然。而且，人们理解的《圣经》是否确然亦未可知。尤其《死海古卷》发现以来，很多证据都莫不支持信仰犹太教的耶稣其实是素食者。虑及上帝允诺吃肉是人犯下罪恶、在大洪水后植物无多之时方有之事，也就有理由坚信辛格茹素有其教义上的合理性。“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如同从前的蔬菜一样。”这是洪水后耶和华给诺亚之言。可见在伊甸园，人们是素食——今天已然有更多的犹太青年认同于此而茹素——甚至，雪莱要说亚当·夏娃所偷禁果就是动物的身体。但《圣经》充斥着如许矛盾，以致在这看来甚为明晰处亦歧见纷呈。尤其《创世记》里的这句“要你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这里，有着统治意味的“管理”（dominion）与屠杀、食用，能等量齐观吗？然而对此人们还是获得了利于自身的解读。尤其在洛克那，这一解读进一步被曲解为可视动物为财产。可“dominion”不仅与游刃于古今的利剑不能等价，反而可能表明人的责任重大，既然在伊甸园，上帝只叮嘱耕种并看守园子，殆无一语可对动物施暴。即便在洪水后，上帝也未允诺可对动物如此恣意滥杀，相反，重返乐园却在《圣经》里多所念及。而这也成为知识与宗教界众多人们的期许，汤姆·雷根即为一例。仿佛在对十五世纪的拉比与《圣经》评注家艾萨克（Isaac Abravanel）之“弥赛亚来临时我们都应是素食者”的应和，在他看来，人类堕落前是全素者，茹素正是返回伊甸园的救赎。这也就是尤瑟纳尔何以会说“上帝让人做的是管家而非暴君”之故吧，盖因未堕落前的亚当本可以秉承上帝之愿来平衡世界的缤纷与美。
《圣经》的意义不在于用一己之私而在于如何满怀着爱去应和它的启示，需知它并非天然向所有心灵开放。就像辛格在诺贝尔讲坛的告白，虽然他于一切宗教都有过怀疑，却坚信宇宙绝非盲目进化的偶然结果。其实他从来相信超乎人类认知的存在，一个上帝，但却非历代拉比清规戒律里的上帝。他深信一位比爱因斯坦所信更真切亦仁慈的上帝，而这源自他坚信生命的必然正义不可任意摧毁性。当然，他的上帝是其支撑。于此，一种卡夫卡的坚不可摧性凸显出来。“心间若无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恒久信念，人就不能存在。”卡夫卡说，“纵然人无法察觉这不可摧毁的因素与对之的信念，然而表达这种无法察觉性的方法之一就是相信一个个人的上帝。”在此人的有限与更高的精神赫然呈现。就像克尔特·哥德尔晚年的洞察：有很多联系，今天的科学与智慧对其一无所知。辛格那句“人的逻辑不能规范一切”正与此言应和。由是，作为隐秘，攸关人类存在的人与动物的神秘关联，便在这敬畏里凸显出来。
于是，我们仿佛又身临人类初见世界的惊异里。这世界的多样性是如此精致的女红，或许并非仅如奥威尔在《射象》里所说，杀死大一些的动物更不应当。正如斯宾诺莎所言，对于永恒，比之一粒沙，整个银河并非更要紧。至少，不应为所欲为，而应为所当为。不是说放弃肉食旦夕可竟，甚而如食果主义者连植物也不杀死，而是至少明于素食者蔡元培先生的感情之所及。故而，与亦曾深受托尔斯泰润泽却让人匪夷所思的海明威相反，上世纪六十年代，辛格坚拒不加反省的生存伦理，成为严格的素食者。其实此前，他也绝少食肉，不因那二十多年的赤贫生涯，唯因吃肉从来有负罪感。虑及稍具动物权利观念的叔本华、敬畏生命的施韦泽、斩绝说出美德不会来自凄惨的动物尸体的奈保尔等的未能茹素，以及梭罗的徘徊，人们不妨把辛格的茹素视为文学史上动人的事件。他之可贵或正在于他之所言与他之所是达成一体的时候。而这不啻为心灵的力量，仿佛面对来路的累累白骨，在噩梦间醒来：不，不要这样，也不应这样。
因为“真理不在这片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当赫尔曼说出此言，辛格也就表明了他的历史观。动物何以被吃掉？或只因它们弱小，可动物不想被吃掉，它们有疼痛，会挣扎。茹素是他对暴力频仍的历史的抗议。正如其作品所折射的，动物问题总是指涉更博大的维度，拨动了悖论的琴弦。鲜血能换来友爱么？人们难忘最能象征辛格一生精神变迁的爱兹列尔初见武器时的厌恶。刀子是用来切面包而非用来杀生的，枪炮更是魔鬼的礼物。为着该隐不再杀害亚伯，如若他不曾“为了灵魂的纯洁而含辛茹苦”，如吉姆佩尔之心灵，他怎会说出明澈的“经历苦难并非一定会获致美德”呢？！不是吗？同是受过牢狱之苦，希特勒、斯大林更趋残暴，而米洛凡·吉拉斯却成为人道主义者。而此信念辛格在亲人与母语遭浩劫亦未更移。众所周知，这种在东欧有一千多万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二战”后已然濒危了，如同那些消逝的物种。因为依地语如弱小的动物一样没有国土与刀剑。然而就像孤悬苦难的依地语本身体现的品质，即纵然饱含着泪水与恐惧，却非但没有武器弹药之类的词语，还依旧坚守着祈祷与对来日的开放性。辛格亦然，他将生之情感皆囚禁于这殉道者的语言里了。也正因如此，他对以色列未使用依地语感到怅然。而对以色列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认为使用依地语，犹太人非但不能有军队，还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动物之类的说辞，也不无不满。要知道，这位同样在波兰长大并在大屠杀里失去亲人的总理后来不仅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还以“先发制人方是最好的防御”为人指摘。辛格曾斥责其崇尚暴力，不符合《圣经》教义。此足见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了：寄予同情却不赞同。在他看来，只有不打人、不杀人，做一个犹太人方当之无愧。
由是，与爱兹列尔一样，辛格亦未曾归根故土。不是他不思念那片有着无花果、葡萄与石榴的故园，而是他拒绝把憧憬寄于革命暴力。故而他方会写下：“依靠上帝……”为此他只有“祈祷”。正如卡夫卡所言：“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于是，他那不乏温情与感伤的全部作品便不失为对犹太人信仰的感怀了。
素食主义与和平、人的未来，可以设想这里有着不可摧毁的纽带吗？“大家总拿人类自古就吃肉来做继续吃荤的借口，若照这个逻辑来推论，那应该也不能阻止人类互相残杀，因为自古人类便一直这样做。”应当说辛格此言有着坚硬的逻辑，如托尔斯泰所说，只要还存在动物屠宰场，人便不能消除战场。这也让人忆及普鲁塔克之困惑，他无法想象最初食肉的人有何必然之理由食用被残忍杀害的动物。深受普鲁塔克启迪的卢梭在《爱弥尔》里祈盼父母能引导孩子茹素，可食肉的大人能胜任吗？需知，即便殆无动物权利观念的洛克、康德，亦曾承认虐待杀害动物可能导致对人的残忍，从而倡导孩子善待动物。可如今，城里的孩子或许从未见过某些动物，却爱吃它们的肉，仿佛这食物是上帝创造的。血腥的屠宰场隐匿了，至于美妙的自然、动物的亲情与简朴的生活，也不复存在了。世界渐行渐远，以致只听到它本身在歌唱。人们不惧怕无依傍的孤寂，一切那么理所当然。然而没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当看见一棵枝叶纷披的树或一张动物的面孔而不觉欣喜，我们的幸福也就褪色了。
